眾説紛紜的社會流動力

上個topic 講起學生貴族化（並見各留言），呃，好極。往往當有人提起社會流動力，我就recall 返自己原來好耐之前叫做寫過下mobility。

但又當睇番果個人講乜乜「社會流動力」，就會發覺佢地「未必」係同我講既「social mobility」係同一回事。

Well，原諒我，我真係會唔妥某d 新聞評論界（唔洗點名，好多）或者係某類社會行動派（更多）對於「社會流動力」響定義上既狹隘囉。我知道我偏執（真係唔想認，查實我外表斯文，內裏好 open 架），觀點都係五十步笑百步。但既然我九幾年前提過下 mobility，我點都要講兩句 defend 下我個mobility查實點同呢部分人講既mobility有咩相異+相依之處囉。

講返，坊間好多評論都將「貧富懸殊」同「社會流動力」互為掛鈎，呢個correlation我唔否定。社會流動力固然會影響個人財富既累積，無論緣由係出自結構性定係原則性定係處境性定係個人性（hehe，就快連我自己都唔知講咩）甚至呢個性+果個性，都唔可以話唔正確。

兜個圈講，即係話我唔能夠否定，但又唔多同意咁講囉（好明顯喇查實）。

我最想話，人地個流動力同我個mobility，最大分別唔係在於「財富」，而係在於「影響力」，而我要強調，呢個「影響力」，唔係一般講「流動力」既評論所講既「搵錢權力」（之類）。我講既「影響力」，亦唔係唯有響政治制度所存在既權力，而係響「各社會階層」所存在既「影響力」（即對他人所發揮既「the power to change」，呢個power唔係直接等同所謂「指令式權力」，而係「人既力量」）。

上次同匿名君講起：「。。。查實我一路響度諗緊，究竟所謂“階層”同“社會流動力”，係咪同一回事呢？狹隘d咁睇，當然可以係啦。但查實，lik德蘭修女呀，社運人士呀（雖則我唔想lik呢個example），議員啊（我更加唔想lik呢個example）以及一眾貢獻社會不求自擡身價既人士，佢地又響邊個階層，佢地既“地位”又算唔算我地人生更值得追求既目標呢？。。。」

我講既social mobility，其實完全唔係曹仁超式激將法果種，亦唔係沈旭暉式分析法果種（即目標為本分析法），更加唔係陳云式批判法果種。同地位，同中產，同權力，根本係兩碼子事。我講既 Social Mobility，唔係講點樣比名幼稚園選拔出黎直升名小學，然後由於家境更容易得到更多資源跑出，最後成為金融界年青才俊；又或者講點樣響底層掙扎求存，養妻活兒避免呢代或隔代貧窮。完全唔係。

而係講，各人有各人既理想（即自由選擇），各人有各人既天然優勢（即天賦差異），各人有各人既責任（即從自由選擇所得既社會職能），各人有各人既貢獻（即從自由選擇+天賦既結果），各人有各人改錯既機會（Errr....），（查實我諗自己都花精神時間定義清楚，有機會）。你話丫，舉個例咁問，德蘭修女（之類）係社會既上流定基層人士？鄧紹斌呢？何俊仁呢？昂山素姬呢？無國界醫生呢？

下下扯上同乜中產乜年紀乜世代乜家境，拜托，唔好代入我呢個social mobility 體系囉。

如果真係要研究社會流動力，查實，淨係睇財富得唔得？定係可以探索下，究竟呢個社會有幾多可能性，你個兒女，將來又可以會有幾多可能性？

國情再審視 (1c)

（夾雜並混合各式各樣意念，for filing，待將來重新整理）

如要了解本篇所含的假設和背景，剛剛第397期2010年4月號的《信報財經月刊》，正切合此需要，尤其：

1. 羅念慈《中國重操經濟干預政策？》（國進民退）

2. 巴曙松、王志峰《如何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東高西低格局、城鎮化建設）

3. 劉紹銳《令中共擔心政權不穩的社會因素》（全篇，尤其「維權」、「NGO」、「網絡打開農民視野」、「傳媒擦邊球」、）

4. 丁望《三農與結構失衡的困惑》（全篇，From Mobility系列尤其「公共品」）

5. 王建《中國大城市資源超負荷- 從北京水危機惡化談起》（尤「工農業擴展人口又膨脹」、「首都不能無序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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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所謂「國進民退」的現象，主要圍繞上游行業或策略性企業進一步被國企壟斷，民企被惡意趕出相關業務的情況。

如果有同時留意到，中央亦同時以環保之名，大力整頓上游行業的所謂不規範的情況，如低安全、高污染、低效益等。

兩者自有其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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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體制，institutions，僅僅是一個自然合成的現象。

體制反映了大部分人的意願。這個意願，可以是被逼（默許），可以是贊同（附和），可以是同情（傾向），也可以是無反對（默許）。

無論對於體制是何等態度，或支持，或反對，或無相干，就正等於是對大部分人的態度。

對抗體制，就是對抗大部分人的意願。附和體制，就是附和大部分人的意願。

不過，體制跟這個「意願」也不盡等同，理由是時間上的差異 -- 體制是一個延遲了的集體意願。

對抗體制，其實就是對抗舊思想，舊意願。如果說，破舊立新永遠都對，那對抗體制，也永遠不會錯。

世間上，牢不可破的體制自然有其存在延續的原因，鬆散的體制也自然有其破綻孔隙可以透入。面對體制，就是面對巨人，了解原因，了解歷史，了解運作，才可事半功倍，這是社會的物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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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ty irrelevant 其實源自 Identity，如果把四分 Mobility 的概念放在經濟上的 identity 裏，試想象認同自己為（以地域國籍等區分）香港人、中國人、或（以職業區分）律師、銀行家、或（以子女就讀的學校區分）兒子就讀名校的父親，女兒海外升學的母親。我相信這樣就更容易理解到，為自己的 identity 賦予意義（ownership），其實一樣可以為自己的 mobility 產生效益。

這裡的含義，為一個名詞帶來意義：mobility irrelevant

假如這個 identity，就是體制的對抗者。這群人，就是屬於 mobility irrelevant的人了。（嘿，我相信十個由九個認真看到這裡的人，都不明白我在說什麼！）

Mobility Irrelevant -- 明白體制所能帶來的 mobility，但不接受體制所帶來的 mobility。

這樣可以再次想象到，如果社會對於一個 identity 如何帶來 mobility 的概念，「真的」需要通過一連串的知性階段： mobility ignorant ＞ mobility preservation ＞ mobility maximization ＞ mobility irrelevant ：

（1）由 mobility maximization 轉化為 mobility irrelevant 的原因，的確耐人尋味
（2）mobility irrelevant 裏面，由冷漠至對抗的轉化成因，大概與男女之間的一樣：因了解而分開
（3）...

如果前路不再蜿蜒曲折，不再潛伏憂患，不再有惡人當道，全部暢通無阻，那路，將肯定是惡人喜歡的路。

國情再審視 (1x)

（係，我暫時skip左 (1c)，將兩個星期前寫好既先頂上）

剛剛聽到新聞話，北京市法院正式審訊為受三聚氰胺所害之兒童家長趙連海尋釁滋事罪。上個月，Google 退出中國的掌聲不絕於耳。再早前，五湖四海為劉曉波受陷囹圄而憤憤不平。

與此同時，經濟上，「國進民退」現象甚囂塵上，以為政府逆市場化，壓制民營私營機構增長，偏幫寡頭企業或國有企業。

實際上，經濟最強大的動力，現在已經不再是中央或政府所啟動的一切經濟政策，自從那年《鳳陽縣血書》之後，已經證明政府的默許，而非推動，才是推展經濟的最大動力。

原因是，默許，就是自由。而所謂推動，只是引誘。而自由所能帶來的流動力，總是比引誘所能帶來的流動力強。

不如說說亞視入股。王征之豪情壯語，姑且聽之。皆因自覺此刻意味赤色侵港，或河蟹過河是過分憂慮。其一如因為以往說電視已經失去資訊傳播功能，同時竟因電視管理權易手而引起恐慌或起哄，自然難為常人理解；其二本地資訊自由，並非並非單一正在處於虧損的電視臺可以限制；其三「選擇資訊」是自由的，就算國內也如此，何況香港？倘若新亞視的資訊毫無吸引力，無論河蟹過河或是電視臺文過飾非，根本無損資訊傳播的自由；最極端的情況，不過是讓他台獨大罷了，但獨大又如何，難道真實的資訊，會在云云眾多批評的人心中，不能通過互聯網作出有效的傳播嗎？

但亞視一事，不是止於香港，而我亦不是在說香港的情況。我是想借用香港人的隱憂回來看全國的展望。以王征根正苗紅的背景，加上其財力，固然可憂；但以其「年紀」，其背景足可化憂為安。反之，若有有形之手逼使王征入股胎死腹中，以國內發展情況看來，危矣（例如出現若虛之《左派復辟》(1),(2)）。還未說，有溫總就像朱總在史無前例的人大閉幕公開新聞發佈會中，說到自己死而後已，還強調自己身體健康到不得了...

不過，固有的傳統意識形態，對新潮流中的大趨勢只是垂死的反抗。要堵住決了的隄，沙包不過是急就章。流動力概念一經啟動（如 1(b)所述，Concept Ownership），至死方休，也阻不了。

問誰個還在道「國進民退」？

無論經濟還是其他範疇，不管國是進是退，民，仍然是不斷的進的。而我，還是樂觀的，因為From Mobility如此說。

國情再審視 (1b)

在未繼續以美國作簡單對比之前，前文提及的四種概念，可以簡單採取遞進的分析方法表示（可把圖斜疊放在中國地圖上，左下角的向西，右上角向東）：

亦可以採用四分法表示（新繪）：

如果採用遞進的分析方法，便可助重新檢查社會觀念上分佈和趨勢（aka 社會期望），甚至可以回到總理溫家寶在人大閉幕記者會（如此開放式的記者會是否聞所未聞？）所提到的，要管理好「通漲預期」（inflation expectancy）。以個人膚淺的理解，他的意思，其實包含 inflated expectancy（預期膨脹，即過度期望，思想泡沫也）。相信在他心目中，數據是可靠的，但由於期望的「複式效應」（尤其對於繼續高速發展的期望，與此刻的現實便出現過度分歧，另一角度說，地價或房價的升幅，為實體經濟帶來的影響，是有限的而且非全國性（廣泛性）。唯一較大的影響，是居民心中的觀念或大多數人的期望，落差太大。即政治考慮（穩定性）已經超越經濟考慮。不過，這還只是一個推斷而已。

流動潛力，東岸西岸

說回美國。美國國民的流動能力高不單因為 American Dream （an hypothesized general expectancy），更是因為「東西兩岸」的天然地理佈局。兩邊臨海的美國國土，令吸引力和機遇從中部向兩岸輻射，減低經濟流動因地域單邊化的影響（預設為「海洋作為最自由的流動平台」）。相比國內只有東邊和東南邊沿海的佈局，經濟結構（簡單如產業結構）便更向一個方向傾斜，雖然以實質地理佈局而言，美國（尤其東岸）跟中國有很多相類的地方，但如以制定「全國性一刀切經濟政策」而言（例如近日的美國醫療改革建議），縱使不考慮歷史因素，在經濟結構差異的因素時，對於美國來說仍然是較輕的。

倘若採用前述的遞進觀念（姑且暫定為 Incremental Mobility-Concept Model），便需要兩幅遞進表才能完全涵蓋美國版圖。這個「情況」可以看到一些「線索」-- 美國的醫療保險制度。

以既有的觀念認為，在美國如果沒有購買醫療保險，能死卻不能病：如果沒有購買醫療保險，醫藥費隨時足以讓人破產。一切現存經得起年月的經濟制度，雖有其不合理的結果，卻都有其合理的原因。

醫療服務廣泛私有化，其實就是以保險公司作為「公共財政」的承包人，替政府和國民分配公共財政。在美國來說，美國政府以減輕稅收作餌，減輕醫療開支，從而逼使國民為自己的健康負責（如此看，此原則是「極其地合理的」）。代價是保險公司的行政制度，以及醫療機構的自保態度。

說到這裡，那「線索」呼之欲出 -- 如果私人保險公司，真的可以成為「公共財政分配」的承包人，城鄉二元化的壓力，便可以消弭。惟必須特別注意，這個「私人保險公司」、 「公共財政分配的承包人」，不是單一所企業，而是整個行業，擁著自由競爭的文化去成為整個社會的集體承包人。如果是單一企業，或政府欽定的企業聯盟，公共財政再分配的效率將會維持低下，因為剛才那上述「極其地合理的」原則，將不再堅定地適用，政府仍然要為國民醫療包底。

若說政治穩定大於一切，由欽定企業承包固無不可，但如果一條「線索」只有一個可能性，那斷不再可以是「線索」，而是「路線」。如今美國已經實行了醫療改革，為無法負擔醫療的美國國民提供服務，那可以說將會是另一條重要「直接線索」，解決其中一座所謂「大山」的難題。（補充：而美國這次重回由政府承擔國民醫療的構想，是另一次隔代遺傳式鐘擺效應的演繹。縱使沒有奧巴馬，美國遲早也會走這條路。）

而我相信，以institutions 作為公共財政分配的承包人的這個構想，更提供了重要的「間接線索」，解決其他的大山。

國情再審視 (1a)

「城鄉概念」存在被逼二元化的壓力。

經濟結構可以從多角度分析，歷史因素、政策因素與地緣因素，對國內的經濟結構影響舉足輕重。

經濟結構並非全國劃一，更非可以仔細規劃所得，單從地域流動的角度看資源分配以及發展機會，海岸以及城市仍然存在很大的吸引力，繼續引發人口遷移。由於人口遷移，地方財政負擔和地方收入分佈不平均的壓力，兩者會同時持續加大。所以有說中央以加大農村收入和消費作為主政策（前者可以分別增加農村留置人口的能力，後者可以吸引農村投資從而進一步增加農村人口的發展機會），從前述的理解（註：有關戶籍制度，本在前，今在後），該可以合理地緩和城鄉兩極化的情況。

不過，按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反映，城鄉兩極化繼續惡化，有一個想當然重要的理由：住房的概念。

簡單地看居住房的概念，可以分為住宿需要，以及作為投資保值工具。香港人大部分只關心這個二元分類。

如果從流動性（包括個人的地域，經濟以及社會流動能力）和居民的住房概念看，會有四種：

1. 視住房為保持 status quo mobility 的工具（基本住房需要，視住房為必需品）
2. 視住房為 maximize mobility 的工具（保值需要，視住房為地產）
3. 視住房與 mobility 無關（視住房可有可無）
4. 對己身 mobility 毫無概念（住房 = 自己）

沿用上一輩的農村情況，住宿是不費分文的，有即所謂宅基地。由於宅基地的使用權不是個人財產，所以轉讓和繼承是有相當限制的。這些限制最重要的原則，是不能視為私有產權看待。意義猶如香港的丁屋，只是不能作商業買賣用途。宅基地的概念，由於牽涉集體參與，對於住房分配和享用權利的認知，促使居民大部分以上述第一種概念看待住房。而其中寄宿於外地的非熟練民工，對住房多帶此概念。

第二種概念，適用於城市人口，尤其發展中的城市人口，無可置疑會促使部分經濟概念較深刻的居民，特別注重住房的經濟價值。

不過尤需注意的地方是，特別那些剛從農村走出城市的人口，並包括在城市中一直享用的免費居所（例如自國營單位等），對於這個概念是新鮮事，所以接受和適應這個概念都會遇到阻力，他們亦是對於城市住房緊張和房價上升最無法理解的一群。

至於第三種概念，遊牧民族、喜歡四處尋找機會的流動人口，尤其年輕無牽無掛的一輩，不會容易因居住地方的需要和問題，而令自己有所牽掛。這些人或許相對稀少，但亦是這一批人，標誌著國內個人自由的誕生。（哪「漂族」又是否擁這個觀念？）

最後的一類人，最沒有住房概念，他們可能很大部分，都是文盲，或歷年以土為家的農民戶，或那些被互相遺忘的人民。補按：他們亦同時是流動潛力最少的一群人。

由於概念是可以傳遞、適應和學習的，所以在社會交流較集中的城市，較新但較少人理解的概念是很自然地為任所吸收。以住房為保值需要，對於廣大人民來說，雖然不算最新，但肯定較少人理解。

胡孟青在生果報中《青心直說：民情不變樓價難跌》，雖然沒有仔細提到「內地樓市只升不跌既關鍵」該從何「概念」說起，但她所指的「中國城鎮化步伐一日未慢落黎，人口仍會不斷往大城市流，房價不能不漲」，或許可以從上述四種《概念》所解釋。（註：本文早在青姐登報之前已經草好，但本框架與青姐所指的在背後的假設上應仍存在相當差異。）

而城鄉概念之所以無法脫離二元化的纏繞，從流動性角度，其中一個很大因素是居民的住房概念亦同時城鄉二元化，導致城鄉經濟結構的融和趨向，受到兩種極化的概念所抗拒。農村人（廣義）不願意看到城市的住房概念，城市人（廣義）亦不屑農村人看待住房的單純。如果要促進融和，可以考慮鼓勵中間人的角色 -- 民企。

假如再與美國的地理情況相比，其實可以帶出很多意念。（再講）

IMM is flawed...

I believe there are critical flaws in the Incremental Mobility Model. It must be rebuilt .... some time later.

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 (10)

「民主」兩字的定義，每個人都不同。

有人認為民主就是普選特首、或結束一黨專政、或公民參與政治、或一系列在 Wikipedia 所講述的定義和層次。

若「民主」的精要，在於個體（Individual）的普及和包容，那接納「個體如何定義民主」也同樣應該得到普及和包容。

我這樣說，不是因為由於我一直沒有為「民主」作出一個精確的定義而引致誤解，所以寫出我今次所謂的自圓其說。我這樣說，是因為我深刻地相信，「民主」並非專有名詞，更不是受過高深教育才能理解的名詞，「民主」本身，我相信，縱使啞巴不能言明、瞎子不能看見、聾子不能聽到，但總能感受到「個體」是否得到普及和包容。

雖然這樣說好像是把「民主」的政治含義剔除，然後自行加上「自由」「平等」「包容」，但事實上，若沒有個體的平等參與和行使權利的自由以及個體之間的包容，「民主文化」，無論處於任何社會環境、政制、政治組織、社會組織、商業機構、倫理關係，都將會沒有靈魂，因為「民主」只能活在個體獲得普及和包容的精神裏。

因此，我在本系列一直想說的「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就是「中國國內的個體獲得普及和包容」。

或有人認為 Incremental Mobility Model 是一個幌子。但事實上，IMM 中的地域流動（Geographic Mobility）、經濟流動（Economic Mobility）以及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所顯示的，就是反映個體是否獲得普及和包容的「合理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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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我乃「民主政制」的懷疑論者；但我會視自己為「民主文化」的支持者。

「民主政制」的支持者，對於在建立民主制度很在行，「筆」鋒銳利，但制度若能令個體獲得普及和包容，那「字」似乎便足夠建立民主政制，毋須考慮「人」會否和如何遵從「字」，甚至毋須考慮究竟那「筆」會否和如何普及和包容個體。

個體的普及，不是單靠「字」所能達，乃須整個社會的努力。個體的包容，亦不是靠「字」所能傳，更須整個社會的努力。

這一切涉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Incremental Mobility Model 就是建基於這種互動，以及這種互動所反映的文化、理念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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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IMM 希望反映中國國內的個體獲得普及和包容的「程度」，但這並不代表我企圖在本《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系列賦予一個結論，指除了普及和包容，就沒有其他先決條件。

而我最希望指出的是，正因為民主理念和意義的多樣化，所以任何一種的先決條件都不應該被理解為「唯一」的先決條件。

可是，從我個人的理解和感受，事實並非如此。

更令我體會甚深的是，對於部分民主支持者，尤其民主政制支持者，他們推動民主的努力和堅強的意志，其實正正成為民主發展的絆腳石。

這些努力和意志很容易讓他們墮入「我們心中的民主才是真民主」的信念，但亦是這種信念窒礙了個體的普及和包容，原因是，這種信念只是存在於這些民主支持者們當中的共同信念，而非所有「獨特」個體的「不共同」信念。他們的理念和行為所能普及的，經常是一種「反普及個體」的排他理念，並沒有真正的接納「個體」。結果，就是讓這些不被接納的個體，更反對他們。對於支持民主文化的人來說，這個結果令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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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則，這個結果對於我自己，暫只是一個癢而不痛的遺憾。

本篇結《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

寵物與 IMM

（本篇乃《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的番外爛尾篇）

大膽假設：寵物的飼養率與民主發展有關。

我們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包括不同層面的互動，例如個人，社會，集體，文化等，基本單位都是以人，或人的各種活動為主）。

隨著經濟發展，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也變得複雜。有人認為，基於不同的背景和文化，中國與西方的"人民參與政治"的發展模式將會很不同。

若單單按照 Incremental Mobility Model，中國可以單純因為持續的經濟發展而引致政制演變，以至社會民主化。可是，Incremental Mobility Model 只是按照人與人之間的 Exchange 的上升（激化/升溫/催化）去預示 Evolution of democractic systems，並參照其他國家的 empirical data 予以解釋。可是，此Model 並不能有力地解釋以及指出究竟人與物之間的 Exchange 能否帶來影響。

IMM 其中一個假設是 Social Exchange 及 Human Interaction 所引致的知識、利益以及權力交流 between human individuals. 但當進行更細緻的觀察的時候，就可以發現，人與物之間的交流也可能影響人民/公民政治參與的投入程度。

在人與人之間的Interaction的情況來說，若一方要增進知識、利益以及權力，要達到雙向的結果，就是雙方交換。要達到單向的結果，就是一方從另一方拿取。

在人與物之間的 Interaction 的情況來說，似乎只能有單向的結果存在，即一方從另一方拿取。這種單向的「非物質性」「流動」不能被稱為交流，而且幾乎只限於知識「斷續的」「發現」而非「持續的」「互相補足」，補足的意思，就是引發人民參與政治的「人本關懷」/啟發（須要予以補充，此處解釋勉強），而人，則作為人與物之間的知識的得益者。可是，這種得益不單只限於知識性（？）。

The pet connection: Pets as a conduit for social capital?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_ob=ArticleURL&_udi=B6VBF-4FM5D4V-4&_user=10&_rdoc=1&_fmt=&_orig=search&_sort=d&view=c&_acct=C000050221&_version=1&_urlVersion=0&_userid=10&md5=2774334461c2740700a7a9ef8eb96ffe

Since pets can actively interact with human "without" exerting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human exchange of knowledge, interests and power (or only minimally affected or even having a positive effect on favorable exchange -- needs references and research results), pet ownership may assist mobility on all three levels. Even more, pet ownership may even develop a correlation with a country's level of democratization or with the three levels of mobility.

雖然中國的歷史資料缺乏飼養寵物的數據，但明顯地，寵物是貴族或富有家庭的專利，而平民或農民家庭所飼養的動物，能與人終老的數量（估計）不多，最後往往兔死狗烹。

寵物飼養率，在不同層次都可以反映三種 Mobility，尤其GM與EM。但SM，則有待進一步解說。

Reference:

Pet ownership in China:

http://www.euromonitor.com/China_changing_attitudes_to_pet_ownership_drive_pet_food_sales
in 1998: dogs and cats: 5% and 14%
in 2004: dogs and cats: 7% and 15%

Pet ownership in the US:

http://www.appma.org/press_industrytrends.asp
in 1988: pet: 56%
in 2006: pet: 63%
in 2007: dogs and cats: 63% and 34%

Pet ownership in Australia:

http://www.petnet.com.au/petstatistics.asp
in 2005: pet: 63%
in 2005: dogs and cats: 37.8% and 25.0% (total 53.3%)

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 (9)

本集只是紀錄一般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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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主義（暫譯，即Paternalism，如有更合適譯名，敬請賜教）

很武斷地認為，家長主義「源於」 (1) 家庭中的有限資源無法完全滿足所有子女，及 (2) 與此同時，子女成年前的生存率因為資源通過父母的支配性分配從而獲得保障。

個人估計，基於以上兩點，家長主義社會（或家庭）的特點是 (1) 人口相對多資源相對少 (2) 初生子女生存率高。

因為資源有限，為了整體的生存率，所以需要嚴格管理（即管制）資源的運用。在工業化之前，由於需求模式（Variety of Demands）的單一，所以這種資源管制機制（control mechanism）在某一代啟動之後，便容易延續到下一代。

我猜測，這就是中國歷代家長主義社會和政權如此根深蒂固的來由。

以上猜測，是希望把中國現有的情況「合理化」，從而可以讓往後的分析和推論變得比較合理。

而其中一個推論，是中國正因為其經濟發展，而令以上所指的分配資源的各種管制得以放鬆。再引申的，就是一孩政策（即計劃生育政策）的最直接影響，就是「放縱」（放鬆管制/限制）子女使用資源，並同時因每名子女所能享用的資源增多，導致子女對事物的見識和對其之需求皆有所增加（弊，唔識寫）。其影響是 (1) 因為管制資源運用的需要減少，因此管制技巧也在子女的一代變得衰退，並且 (2) 阻斷了資源管制技巧留傳下一代。

我想，中國新一代的自由主義亦隨之誕生，（暫且省略中間之立論過程）並為政制民主化而鋪路。不過，個人值得留意的是，這種新一代自由主義的滲透程度，可以有眾寡兩方面看：寡者，此自由主義只限於比較國內富裕，而獨生子女更是天之驕子的一群，影響層面較小；而眾者，則因一孩政策之滲透程度，實在非常深入，導致影響層面較廣。（不過此反面意見是，正因為一孩政策的影響深遠，所以家長的操控亦同時加強。不過，此想法與一般評論背道而馳，即對於家長之於一孩政策的反應是放縱居多而非更多管制）

這種新一代的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個人認為並「不是」自由的概念（或許「是」也不一定），而是匯聚成一個更多元化的社會需求（pluralistic demands）。

另外，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傳統（而牢固）的道德標準，或許就是因著資源管制的需要而逐漸衍生出來，而道德的功能，就肩負了減低需求模式多樣性的責任，使有限的資源被應用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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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where incremental mobility model is derived

1. Staff turnover and attrition
2. Internal transfer and expatriation
3. 監獄：囚犯 & 釋囚 (observe minor difference in GM)
4. Sphere of Influence of HR Department

關於最後一點的淵源：根據個人及他人經驗，一個人力資源從業員，若可以有如一隻花蝴蝶一樣，能合理而適當地把「穿梭辦公室」成為工作職責的一部分，其對於機構中決策的影響力亦會較高。（也因此引申出 "legitimacy of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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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先推動 SM，然後才推動 GM/EM 的後果。

初步「結論」是：暴力（無論是否流血）。

例如：逃獄、革命、政變、計劃生育政策（？）

前提：Mobility 需要 legitimate 才可以避免暴力

（以上有心情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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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文，對於為何高的 SM 能促進「民主化」，即人民參與政治的能力和普及度的原因，除了因為持續和頻繁的 Social Exchange 之外，還因為高 SM 使各個體的關係更為交織在一起。這些關係，雖然包括經濟利益，但更包括「權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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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ty Control

當流通量增強，與此同時，控制流通量的各種措施，例如各種監察機關、控流關卡的運作成本亦上升。面對這種成本的上升，一般政府機關會考慮從三方面著手：

1. 壓抑流通量，例如通過徵稅、行政手段、懲罰性手段。（由於流通量上升一般對於個人及非公營機構是有利的，所以通過鼓勵性手段來壓抑流通量的辦法一般不會被採用，而且鼓勵性手段會首先顯示成本的增加，所以也因此少被採用）國內的例子有計劃生育政策，以戶籍制度監管。

2. 進一步擴充監管機構職能、人手，提升監管技術。例如加強招募網絡警察。

3. 主動開放流通，讓流通合法化，放下監管，或把監管方式由政府轉往其他單位。例如把權力下放給人民本身。

以上三種處理方式，不只反映一個政府對於流通量增加的各種選擇，最重要更反映流通量的增加能促進控制及監察成本，從而使以上第三個選擇，即主動開放，成為唯一選擇。

這就是很早前跟肥醫生及方潤兄所說的：為勢所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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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倉促雜想

Mobility is one important way that enables and reflects exchange - particularly, vertical exchange.

Horizontal mobility - social exchange theory.

Social exchange theory is more applicable in an equality context (equal social status). But between upper and lower social classes, vertical mobility is required.

Vertical mobility - an exchange of social status. Keyword: "Exchange", differed from "replacement" - the "downgraded" upper class can regain its lost status again - the stories of entrepreneur and the re-crown of the abdicated.

Collaboration is done through exchange. Exchange may not guarantee collaboration, but collaboration needs exchange.

Learning is done through exchange.

Growth is done through social exchange. Material exchange can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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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集，自圓其說。

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 (8)

不經不覺，原來上集距今已經一個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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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之基建設施需要視乎手上資源、所擁技術、發展目標，才可制訂具體規劃方案。這個先後次序相信不會太多人有異議。

而一國的經濟建設，包括法規及制度，也要視乎產業結構、物資供求、生產營銷技術等各方面考慮，總體經濟方針才能發揮最大效果。這些考慮之必要性，估計亦無大異議。

那一國的政治制度又如何呢？是否一樣需要某些基礎，才能達致所需的效果呢？

本系列就是針對以上這些疑問而寫的。

今天以 Mobility 為切入點，並建造一個 Model （或一個 Framework）。由最初只是一個觀察，再試圖加以描述，然後漸漸進化到成為一個用於分析企業人員流動的指引。這個個人心中的目標，就自然是以這指引去推演及計劃下一步的工作或企業目標。不過，今天不推演企業目標，改而推演社會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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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mitation of this "Model"

從日常生活接觸到各種認為中國（大陸） 政府「不會」進行「民主化 」的論點，一般有三類：

1. 根據過往經驗、歷史，那個罪無可恕的政府絕對不會推行任何形式的民主政制。（無心無力型）
2. 新中國已經顯出其獨特的政治發展方式，完全毋須亦不應該改變現有政制模式。（有力無心型）
3. 就算中央已經比以往顯得開明，也希望進一步下放權力，但這個十三億的環境不許可。（有心無力型）

這些論點的共通點，就是「無法學習和進步」。

倘若採用以上觀點來檢驗本 Incremental Mobility Model，那對於 Mobility 的分析將不能對社會或政制發展有任何合理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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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mental Mobility Model

此框架包含三個「流動」元素：Geographic Mobility, Economic Mobility 以及 Social Mobility. 以下將分別簡稱GM, EM 及 SM （唔用英文寫硬係好似掙咁d...）。與此同時，本框架可以以一個簡單表格表示：

表格的左邊，列入 Scope of Mobility，由上而下分別為GM, EM, SM

而表格的右方，則為 Social Impact （暫定），由上而下分別為Social Contact (Presence in Group, a need), Social Influence (Significance in Group, a want), Social Control (Leadership in Group, a desire)，對應左方的 Mobility Level.

簡單來說，不同的 Scope of Mobility 對於個人以及社會整體有不同「層面」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是循著 GM > EM > SM 這個次序發展的。

這個次序，是與 Social Impact 的深化過程相配合的。由於 GM，人得以出席團體活動，進而交往。而互相交往，就因 EM 之推動，從而發揮影響力（或互相影響）。而影響力就因得 SM 促進，使人和其影響力進入權力機制。


個人及社會層面

按照最初步的觀察，每個人必須累積足夠的 GM，才可以獲得 EM，然後在累積足夠的 EM 後，才可以獲得 SM。以另一個角度看，人必須爭取 GM 的自由，才可以獲得相應的 EM 以及 SM。

或許可能有人有疑問： EM 在字眼上是經濟性的，可是明顯有些人未必需要取得什麼經濟「自主度」，便能夠在社會發揮影響力，所以會否有可能毋須獲得 EM，便可以直接獲得 SM？這樣的例子，可能就有印度聖雄甘地。

不過，用一個角度理解，EM 所代表雖然是 Economic Mobility，但經濟並非單代表金錢。而經濟流動量/力，正如前所說，就是對於經濟活動的操控程度的反映，也就反映「經濟自主度」。一切的經濟自主度，就是操控資源的能力（或運用所得權利、權力和資源的自主度），更深的意義就是掌握「將來」的能力。而若誰能更有自主度，他就有條件獲得更高的 SM，去參與權力階級的。某些革命者或許會有這種特質，在獲得 GM後，馬上獲得 SM，繼而取得權力。不過，而以我個人非常粗疏的歷史知識，這些革命人物倘若沒能在經濟（即資源控制）層面上獲得所需的自主度，其能參與社會事務（例如向社會運用權力）的能力將會很快衰竭。

（基於這個理解，會有如此推論： GM is the prerequisite of EM; EM is the prerequisite of SM; SM is the prerequisite of Social/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System.）

政治層面

政治學的教科書（或Wiki）裏面提到有關政治文化的分類，其中一種分類方法（by Almond &
Verba）就是把社會人口按照政治屬性分成三類：Parochials, Subjects and Participants。

Parochials 是指那些，對於政府管治非常無知的人，生計也不受政府政策所影響。（按：一般都是文盲）
Subjects 是指那些，體會到政府管治的影響，但一般唯命是從的。
Participants 則是指那些，積極參與（和反對）政府管治的人，無論是否處於建制內外。

而再引申下去，不同社會可以按照其 Political Culture（政治屬性人口的比例）分為四大模式（State） ：

Democratic Industrial: Participants 佔大多數，Subjects 次之，Parochials 最少。
Authoritarian Industrial: Subjects 最多，Participants 與 Parochials 同樣最少。
Authoritarian Transitional: Subjects 最多，Parochials 次之，Participants 最少。例子有印尼。
Democratic Pre-Industrial: Parochials 最多，Subjects 次之，Participants 最少。例子有印度。

（註：抱歉，找不到相關網上連結，無法引用。而以上全屬教科書資料，可向政政系同學們查詢。）

採用以上分類，主要想帶出，不同地方/國家皆（無論主動或被逼）因應不同的政治文化（即不同政治屬性之人口比例），而可以維持不同但又相對穩定的政治制度。

其意義是，倘若政治文化改變（也很可能隨時改變），即以上三類人（Parochials, Subjects & Participants）的比例有所改變，便會為現有的政治制度帶來新的需求和衝擊。

以個人推斷，於現代的環境，Parochials只會越來越少，而Participants只會越來越多。緣何有此推斷，雖然純屬主觀願望，但亦客觀地認為，因為資訊接觸面不斷增多，所以現今知識基礎一旦能建立起來，便不再像過去般容易被推倒。

回看此框架之各種前提和「立論」基礎：

GM 能帶來 social contact。例如通過 exchange of social awareness，social contact 促使 Parochials 轉化為 Subjects。

EM 能帶來 social influence。例如通過 exchange of interests，social influence 促使 Subjects 轉化為 Participants。

SM 則帶來 social control。例如通過 exchange of power，social control 促使 Participants 轉化為 Ruling Class（包括Opinion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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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此 Incremental Mobility Model 之框架，「教育」並非是唯一能開啟民智的鑰匙，也非唯一能解決文盲的方法，反而，「道路」以及「遷徙/往來的自由」（Freedom of Travel）或許更值得考慮。

（補充：關於以上這點提議，其實也有不少現實情況未能符合此推論。不過，個人再深一層去想，究竟何謂「文盲」？於我，「文盲」的定義會同時隨著社會/國家目標而改變，亦令這個推論未必夠完滿。雖然如此，我會認為，若文盲的定義是經濟性的，而教育的目標是提高人的自主能力的，這推論個人認為相當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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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下集應該是最後的一集了。雖然還有 Mobility Control, Mobility Potential, Applications 等 keywords 以及不少例子（和反例子）可以寫多數篇，不過，應該是時候解釋什麼「先決條件」並為自己「自圓其說」了。

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 (7)

To Samsara:

（先掠過一切對於 Mobility 的解釋直接跳到結論）

Yunus - 我欣賞他，因為他是以增加孟加拉貧困女人們的 Economic 同 Social Mobility 來讓她們達到脫貧的目的。

窮人的銀行家（一）Dr Yunus
窮人的銀行家（二）鄉村銀行是如何建立的
窮人的銀行家（三）一個女人的故事
窮人的銀行家（四）非一般的銀行運作
窮人的銀行家（五）點解只借錢比女人？

若你相信 Yunus 的方法有效，為何認為以合法賄賂，便能達到「均」的目的？還是認為 Yunus 的一套在香港是行不通的？或是認為香港有一套比 Yunus更有效的方法？

我不是「沖」你，只是想知道，於你認為，香港能否實行類似 Yunus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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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veryone

以 Mobility 入手看中國民主化，有一個很基本的理論基礎： Social Exchange Theory （此理論簡單直接，如需多加理解，請自行上網查閲。）

雖然這個 Theory 年代久遠，也有不少批評，例如認為它過於理性，但是，就是因為當中理性的含義，便可伸延到一個更重要的結果： 進步。

由兩個人開始衡量利與弊，然後作出共同接受的決定，再將這個決定實踐，實踐之後再衡量成效，再衡量利與弊... 周而復始，不斷的改善，不斷的進步。

有人或指，難保那不是進步，而是退步。不錯，退步是有的，但我的主觀假設是，退步之後，還是會被發現的，還是會知道的。之後，就是進步。而最決定進步還是退步的，就是學習。（原來的《兔子和狼》就是這個意思）。

Social Exchange Theory 看似 Static，但從以上 hypotheses 的前提來看，是 Dynamic 的。

但我這樣說，跟 Mobility 又有何關係呢？

我看到，Mobility 於 Social Exchange 中實踐兩個功能：

一個功能，乃推動 Social Exchange。越多的交換（就算拳腳交往），尤其知識的交換（貨品的交換其實是另一種知識的交換，做廠、做貿易的體會最深），可以促進各方面的進步。先不談其 Mechanism如何，看看貿易對國家的影響，看看 Friedman的看法，看看中國閉關自守及開放前後的情況，看看香港泛民的前路，就可以反映一二。（你認為呢？）

活力，就是 Social Exchange 所帶來的最大（或很大）貢獻。

另一個功能，就是我之前說的，Mobility 可以作為一種量度的指標，幫助決定路該如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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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抽樣看看中國現在的 Social Mobility。

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釋（這種解釋像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毫無個人風格可言），「官本位」政治文化，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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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在中國流傳了幾千年。在封建社會，王侯將相，官分九品，形成龐大而嚴密的官本位體系。整個社會納入國家行政系統的體制結構，所有的人、所有的組織和部門，都分別歸入行政序列，規定其等級，劃分其行政權限，並最終服從統一的行政控制，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封建制度下的官僚制度和社會權力結構嚴格而又系統，高度集權而又等級森嚴，全社會就是一個以行政權力搭建起來的金字塔，塔的頂端就是皇帝。在這個寶塔形的體制結構中，等級森嚴，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官越大權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地位就越顯赫。上下級之間不是雙向互動運行關係，而是下級完全隸屬於上級，一切聽命於上級；

官本位也是一種社會現象。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它意味著當官就有尊嚴，有權就有一切。人們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社會上形成了以官職大小衡量人的價值、成就、地位。由此造就一種對權力、官位、官員的崇拜和敬畏，進而導致長官意志、權力至上觀念和依附意識及其現象的盛行。

政治待遇，經濟待遇，與會資格，名次前後，座次排列，專車檔次，工資多少，悼詞長短，見報與否，安葬何處，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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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所謂文化在國內是否盛行，我相信仍然是的。陳總、李董、張局長、黃廠長、何特首，單是這些稱謂，都多少反映這種文化的普及。

我之所以提出「官本位」文化（英文有譯作 Management by Category） ，是試圖以此文化，來「顯示」 Mobility 的其中一種「應用方法」。

例如可以這樣看 Mobility （今次乃 Internal Mobility，非 Social Mobility）。

從數據，例如升遷/貶職的平均崗位年資、入職和離職的數量等、，也可以從制度，例如升遷/貶職的關卡、批核的準則等，來量度一個人（甚至某一種「階級」的人），進出建制所需的「資源」和「幾率」（Probability，或成功率... well，船山、怒眼媽不是「機率」嗎？）等等等等，從而計算出在建制中能上下流動的一個 arbitrary 指標。然後以此指標，與其他國家比對，就可以得出某些結果。這些結果，就可以用來作進一步衡量（或提示）究竟一個政府，下一步需要採取什麼辦法，才可能達到比對國家的情況。

不錯，我還未談到 Social Mobility 與官本位之間的關係。（跳來跳去改不了，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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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文化的特色，於我看，就是 Geerf Hofstede 所謂 High Power Distance 的代名詞。

與印度的情況不一樣，中國的 Social Mobility 並沒有明顯的使下層 Social Class 受壓，令上層缺乏應有的活力。而就是這種活力，才能創造「真正」的機會，讓各階層的人享受到同樣的待遇。

這裡想說的是，(1) 印度並沒有提供這種「真正」的機會； (2) 真正的民主政府（廣義民主），乃因為各階層的人能享受到同樣的待遇（待遇 = 獲得一個上爬更高 Social Class 的機會。）；(3) 中國還因為深刻的官本位文化，對比西方，這種活力仍受到壓制。

（查實對於 Power Distance 於中國的意義，小弟還有很多東西想說。暫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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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雖然會說遠了，但容小弟再次打亂整篇的思路。

若不嫌過分簡單的結論，而以兩國相類的 Power Distance 的情況，和主觀感覺的 Social Mobility 來推斷，假如中國在此刻是一個所謂「民主政府」，那將會像「日本」一樣，由自民黨獨大經年（某blogger 曾這樣表示過）。而要達到像一個似日本的「民主政府」。

不過，我認為一黨獨大，是有試用期的。

過了試用期，就是真正考驗（磨練）一黨獨大這種政制「實踐」方式的時候。不過，我所說的試用期，我不知道，也沒有推想過有多長。不過，我覺得，當真正的磨練開始，就會啟動「自我學習」裝置，到時便進一步決定一黨獨大，是否「再可適應」一國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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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obility 反映一個社會的人，其成功所需的資源與代價。同樣地，亦反映一個社會的人，對於其他人的成功的接納或抗拒程度。原因是，成功的代價，反映在他人的資源付出上。

倘若成功所需的代價，與他人接納或抗拒的程度，不成正比，就表示該社會很可能處於動蕩。這裡亦表示，量度 Social Mobility 的時候，還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一個完全沒有動蕩的社會來看：

Fluid 的 Social Mobility 反映該社會，能夠輕易地接受他人的成功（留意，或只持續表示不滿那些成功的人）。

相對地 Solid 的 Social Mobility 反映該社會，正抗拒他人的成功（留意，或只表示擁護現有成功的人）。

再解拆中國社會情況，比對現今社會流動的情況，我會視官本位文化傳統是一個壓制建制內階級流動（個人認為壓制比促進多）的重要因素，官本位文化對於中國民主化（大概沒寫錯）的阻力，在於 (1) 維繫上有小官，再上有大官的關卡文化，壓制（廣義）民主的普及政治權概念；(2) 鼓勵人以自身利益先行，而非整體利益或「相信有權利便有責任」的理念。

關於後者，容我先說說班房中的故事：

某同學在上課時經常發問，被視為上位、博取老師賞識；某同學主動幫班長老師拿功課作業、被視為擦鞋；但與此同時，同學們對於自己若能被摘升為班長，視之為需要努力爭取的一件人生大事。

這就是我看的官本位文化。

不過，當有天一位同學被老師們舉薦為風紀/糾察隊長，不被同學們視作利益，而被視作負擔時，或許就是「民智」初開的時候。因為，那時才正式表示，Upper Social Class 所帶來的利益，剛開始被責任所抵消。

眼紅，就是我所說的民智未開的其中一種表現。

往後，要民智繼續發展，就是同學們不再把這種舉薦視作負擔、而視作「功」有應得。

現今的中國，可以嗎？無論同意我所說的民智與否，若你認為民智未開，但民主（無論狹義或廣義）先行，好處多還是壞處多？

下回續談。（但不談好處壞處）

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 (6)

今次先談印度。

從多方面入手，例如總體人口、經濟起飛前的農業基礎、計劃經濟政策的背景等，拿印度的民主制度，來推演中國的民主化發展，個人認為有相當的可靠性（或可能性）。甚至印度在很多方面，例如民族（種族及部族）數量、超高人口密度等，其民主化的限制 (constraints) 理應比中國更複雜和更難處理。何以印度能有一個議會民主政府，但中國至今還沒有？雖然印度民主政府的建立，主因為其獨有的歷史背景，與中國不能比較，但從印度現今的情況，來推算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所存在的障礙，我認為還是可行的。

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對於印度的經驗（無論親身的經驗，還是Discovery Channel / Lonely Planet 上的介紹），主要感覺是「窮」和「烏糟」（接受防疫注射是往印度旅遊時的必要準備。）這兩種感覺就如很多人對於中國大陸的感覺很相像。但我也相信很多香港人對於印度的「窮和烏糟」與中國的「窮和烏糟」有著截然不同的感受，而不管這種感受源於什麼，我希望這些感受不會使我個人對於印度或中國的社會情況產生任何偏見。

個人唯一的遺憾，就是未曾親身踏足印度，實地了解印度的各種環境，然後作出比較像樣的政治及經濟研判。這裡對於印度的所謂了解，大多源於 Wiki，以及書籍上的資料。因此，如有不足或誤解的地方，敬請指正。

（看看量子說Mum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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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等所述，此刻中國大陸人民的 Geographical Mobility 與 Economic Mobility 都尚算寬鬆和自由。雖然有很多環境上的限制（例如戶籍制度、地域歧視、出身歧視、語言歧視等），但國內的平民百姓要在市場經濟中跑出，還是有相當機會的。

看看另一邊廂的印度，（雖然印度正推行市場經濟以及進行政治改革）觀其舊有的計劃經濟政策，其實是社會階級，即印度種姓制度（Caste System）的延續。種姓制度是根，計劃經濟是果。因為種姓制度限制人民選擇工作的權利。雖然種姓制度美其名為制度，但實際上已經成為習俗，一個牢不可破的習俗。

（我的意思是，無論印度進行何種的經濟改革，其發展道路會與大陸的很不一樣。而兩者的民主化的進程，雖然好像印度比較先進，但實際上其人權情況比大陸更為落後。）

回看印度社會。

印度的種姓制度，源於印度最多人信奉的宗教，即印度教 (Hinduism) 。簡單來說，印度教大致把人分為四等（甚至五等）。最高等的人能當萬人之上，最低等的人只能為高等人的奴隸。職業也因此被分為不同的等級，最低等的人（the untouchables）只能負責社會最厭惡性的工作。而最值得留意的是，種姓是世襲的，一生不能改變，後代也不能改變。（其他有關「種姓」的資料，請自行查看和了解。）

雖然印度「法律」上已經「廢除了」種姓制度，但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傳統」，還是左右了一國的將來。

又有資料顯示，最近印度最高法院決議保證更多「低等人」能接受高等教育，但仍有很多人，始終離那個民主「兼平等自由」的國度還很遙遠。（又一次證明給我個人，西方的人權議題，並非普及性，而是選擇性的。）

如何使印度真正擺脫貧窮？我個人的答案，其實已經非常明顯。

另一方面，從中文維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的資料顯示：種姓層級最高的婆羅門（Brahman）不及人口的4％，卻佔有七成的司法權及接近半數的國會席次。

這個讓印度高等人種能有更多機會站在「更高等政治階級」的情況，第一重意義就是：數十年的議會民主政府，並不能直接帶來所謂平等、自由。

而第二重意義就是小弟準備論述的中國民主化的先決條件最重要的考慮：Social Mobility。（看得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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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插播一下謬論。

我相信，階級鬥爭只會流於不斷的鬥爭，但不能打破階級。

尤其於東方社會，階級/Social Class 於人出生之後便會形成。新生兒誕生為一個新階級，父母又進化成一個階級，兄姊又成為一個階級，以後有又出現學生 ... 淋淋種種的階級一個接一個出現。這些角色被之所以稱為階級，因為角色成為一個集體，然後構成一個被社會所理解、認知和習俗化的層面。之所以東方社會尤有如此現象，當然涉及傳統文化的影響。這些影響或歸咎社會對於不均等權力的認受程度。（即所謂 power distance 權力間距）。東方社會，尤其印度（教）社會，下層的階級會對於上層的高等權力（甚至有壓迫性或剝削性的權力）視為理所當然。

如果這個情況繼續下去，我覺得，在我有生之年，印度，絕不能取得經濟強國的稱號，而民主制度更不是公平和自由的保證。

在一個像印度般，奴隸和人口販賣（其中包括子女的婚姻與未來）仍然非常普遍的社會（根據書本、網絡和道聽途說），我會幻想，倘若要「解放」下層，戰爭是否必然選擇？還是，既然他們覺得受壓迫是理所當然，外人是否應該袖手？試想象美國立國之初的解放黑奴運動，南北戰爭是否一個必然的歷史進程？是否一切流血戰爭都屬於不義？若你生為奴，在如此社會，該應有何作為？

之所以有所謂民主，大概原須視人人生來平等：生為「民」，並（為自己的將來）作「主」。個人化的民主，就是自己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利。

我這個謬論所表達的個人看法，就是民主制度，與自由平等沒有必然關係。而且，人在爭取所謂民主政制的過程中，少不免會與所謂「民主政制」所提倡的「和平交接」有所衝突，甚至出現以暴力及非和平的手法爭取所謂「和平的政制」。

而這種爭取之所以出現暴力、暴亂、動蕩，就是因為忽略了當地社會狀況（包括傳統、經濟、生活模式）而強行推出所謂理想政制而產生出來的結果。

這就是我所指「民主」要成功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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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理解，民智者，就是社會人士（而非一個中央政府）對於 Social Mobility 的「收放」的適應程度（和調配能力），而非有謂會否「盲從」或能否「自我判斷」。

若你信冥冥中有主宰，正如這片天地，每人都有親自面對「那個主宰」的「平等」，毋須中介。但倘若有人勒令其他人要通過中介才可以面對「那個主宰」，那就代表自己沒有權利親自為自己的將來作主... 那亦只反映 an existence of a mundane social class, not a real social class。在這片天地，倘若人竟然要通過 Social Mobility 才能取得面對「那個主宰」的機會的時候，那這片天地，只是屬於「其他人」的天地。民主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政治的平等，以及能達到更高政治階層的機會的平等（The opportunity to attain a higher political class）。自 Social Mobility 引申下去，就是 Political Mobility（由於個人所理解的 Political Mobility 已經屬於 Political System 的範疇，所以中國大陸的中央政治制度和發展，既然眾說紛紜，小弟應該不會再參一腳了。）。而這些 Mobility 機會，我會稱為 Mobility Potential。

本系列所指的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就是一個適當的 Social Mobility 的傳統及 Mobility Potential。（VC兄...）

而印度，雖然作為一個被西方承認的民主政體，但其固若金湯的深層階級歧視，完全窒礙了社會應有的 Social Mobility 來體現真正「人民作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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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再談國內 Social Mobility ，以及國內的「官本位」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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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暴亂，希望「調低」種姓級別： http://www.mpinews.com/htm/INews/20080530/ta51836c.htm （節錄：... 調低自己的種姓級別，以更容易獲得政府工作和大學教育機會 ... （因為） ... 處於最低層的部落和階層享受的優待較他們多...）

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 (5)

從 Mobility 寫《先決條件》系列，乃希望帶出從一個「管理者」的角度，想想若中國進行民主化，其中間需要「計劃」和「配合」的地方，並在發生危機或事故的時候，其處理方法可以有所依據。

不要誤會我經常「管理者前」「管理者後」，就代表我自抬身價自譽有種向下俯瞰縱觀全局的氣魄。「管理者角度」，只是一種角度，你可以取一個平民角度，也可以取一個專業內行的角度，甚至可以取一個受壓逼者的角度。

我想，作評論的人，永遠都有一種甚至多種角度去評論。

狠狠地贊同歌德的又係國家能力當中所講：

用之前講過，我好欣賞個位老師既說法﹕係大學要學既係一套自己明白相信既意識形態，一套分析事物既框架。所以，好多問題，我都可以將佢拉落去某幾個主題度。

當然，亦都可以張五常咁講，一個理論既解釋能力，係基於我地可唔可以將理論普遍化/一般化。用返落去「又關國家能力事」度，其實即係，我地可唔可以理用一個國家能力衣個框架黎到解釋／分析唔同問題。即係，衣個「理論/問題/例子/解釋一般化」既能力，係我覺得張五常最強勁既地方。

並不是說，Mobility 必定可以作出合理解釋或推斷，但我之所以以 Mobility 來評論中國民主化，簡單來說，就是因為自己親身在職場中的體驗。這種個人體驗的結論，相信很多為人上司者都曾經體會過：「權力下放給下屬的先決條件，一定不是下屬的單方面訴求，而是下屬的成熟程度，甚至是公司政治及制度環境的適合程度。」 而下屬如何才能成熟，除了視乎他自己的能力之外，更需要公司情況的配合，而其中一些情況，就是 Mobility。

雖然私營機構跟國家本質上完全不同，但並不代表私營機構的運作方式與國家行政有絕對性的區別。

可惜的是，要像歌德一類（不是故意抬舉）建立一個類似的框架或基礎來 justify 自己或 critize 對方在政治（或宗教）議題，譬如中國民主化進程，並不是人人喜歡。

有時看到像那種只管質問對方背景、根苗、立場而不作解釋和溝通的自辯，覺得很可笑。不過也正好反映，管理者對於「下屬的成熟程度」的憂慮，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所以呢，見冰冰一開口，我不禁暗自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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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冰有感，說政治太沉重。

我的想法大概與 laulong 一樣，不覺得沉重。而我之所以覺得不沉重，或許因為側重「了解」（而我會順道建立分析框架和處理方法），而非側重「立場」。

人說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我想，只不過是「立場主義」（老作名詞，管它）的自然反應。立場主義並非「不問對錯」，而是，對與錯，根本不能夠改變個人對於該立場的態度。

（我唯一說政治沉重的時候，是跟老闆、客戶、老父說的時候......）

至於，戶籍制度嘛，嗯，你不寫我是諒解的，不過，若有你來批評我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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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點了很多人名，是否中了 name-dropping 的陷阱？呵呵，懶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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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vs Political Development

有一塊烤於2008年3月13日的鴨片，當中有網友 CCT 對於經濟及國內民主化有其獨特的觀點。我會說：His points are valid !

尤其他以經濟情況及 GDP 對於其他國家進行民主改革的看法和跟中國對比的方法，都甚為出色。

他指出，每一個發展中國家必須要達到某一程度的經濟發展，其民主改革方能確認「成功」：

Economies who've risen out of poor, under-educated developing status in recent
decades include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and all of these were
*not* democratic until they had reached developed status, with a GDP/capita 4-5
times what China has today.

歷史性 GDP 資料來源自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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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管理者的角度，對於「制度」有一個頗深的感受：沒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適合的制度；沒有適合的時機，就不能成就一個最合適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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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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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4/20補按：根據Wiki所指，原來 Milton Friedman 認為自由經濟很有可能帶來Political Freedom！

2008/6/2 關於經濟與政治，來自 Elvis ： 從經濟看那個沈甸甸的初夏

忙中有感

喜事過後，公私兩忙。回來後一次過翻翻其他 blogger 的新 post，飢渴想留言之餘，又苦於時間有限，唯有碎牙吞齒，暫做 CD-ROM。然後再從舊草稿堆中，清理自己早變了殘渣的想法。幸好，發覺自己在這幾天中，不斷打倒昨日（前日，大前日，及上星期）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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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的時候，或許有人都跟我一樣，玩過 Sid Meier 既 Pirates!。（大概是Pirates! Gold，它後期的版本我也沉迷過好陣子）。我最最最喜歡的，不只是那遊戲過程，還有那趣味無窮的 Game Manual。（可惜早已失傳... 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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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裡，跟 VC 說了一些感想。然後發現與我自己早前寫《地方政治 (1)》之後的感想相違背（尚沒有貼出）。兩者之差異，讓我覺得，我的思想，不是流暢的，也經常讓人家感到困惑，小弟在此感到抱歉（不過，慚愧欠奉）。

關於定義，抱歉，不學無術的我，並不喜歡用書本上的定義，或一些通俗易明的定義。（雖然到小弟寫披爬的時候，還會盡力旁徵博引）究其原因，估計看官沒有興趣，所以不贅了。

我想說，我仰望著那「渾然一體」，然則我的手正把事（亂）「混為一談」。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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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民主興，政府衰」乃民主政治學（有此學科乎？）的入門格言。

但如何民主興，很多人都說，要爭取。所以衍生出各式各樣的行動，改善社區生活。其中一種改善方式，就是通過參與社區「管治」。有管治，必有「反管治」。

無論由記者報道、親自上街（示威遊行）、投訴抗議、杯葛抵制。大概都是反管治的方法。

於我，反管治，如其他各種對抗政權（建制）的方式一樣，都是成王敗寇式、游擊式的爭取，並非你攻我守的兩陣對圓。於我，一切採用的反管治手段，都是政治。

若反管治，是公民參與、是民主的反映。那就是參與政治。

我經常聽說，凡政治都是污穢的。那民主是否就是污穢的？

滿腦陰謀論的會否認為，污穢的政治，其實只是政府想出來，不想人民參與政治（民主政治）的污穢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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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潤老師在此回應小弟留言，深感幸焉。他不同意「先決條件」之題/論，其實我也理解的。（而方老師的留言，我一定回覆。）

小弟所寫的「先決條件」，並非 Mobility （無論 Geographic, Economic 還是 Social Mobility）。Mobility 只是一個 joint，借此 joint 帶出「先決條件」不是邏輯上，必須先完成 A，才可以達到 B 的那種；而是，必須考慮 A，才能減低 B 所面對的風險，或增加成功的機會這一種。

就正如小弟現今的處境一樣，若要升職，先決條件是更努力（或換一個腦袋）。但更努力，並非必定能讓我升職。

又正如小弟準備放工回家，先決條件是解決手頭工作（或換一份工）。但若不先解決了手頭工作，我下星期便要面對我上司的責難。

... 仲要努力完成印度的 Social Mobility。（唔知冰冰幾時會講戶籍制度呢？點解好似無乜香港人提起既？）

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 (4)

「窮人的思維，就是往錢看。」

《窮人缺什麼》一書的作者古古這麼說。

他強調，因為窮人只注意自己的窮，所以眼裏只看到錢，因此失去了很多更值得注意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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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古古的筆觸，主要是以中國文化為背景，勾畫出貧窮小農的心態。

整體的感覺，使人覺得作者認為中國人之所以窮，除了受個人成長背景影響了性格外，也因為窮人的周遭環境而「引導」他們繼續窮下去。

書中充滿大量「富人與窮人的對立」的對白，或許會引起某些窮人對富人的不滿，但從行文和表達態度，似乎正符合其自稱的著書目的：「窮人不能放棄希望，窮人不能停止思考，窮人更要知道窮的原因，更要找到路在哪裏。」

他舉了一個特別的例子，就是只有窮人才會資助窮人。

他說，福利彩票等，其實是窮人資助窮人（或由基層資助基層）的最佳例子。富人很少購買彩票，也很少這麼經常去買。（小弟以認為賭馬例外，也或許因此，香港政府提供博彩的運作，需要把部分博彩收入轉為慈善用途。）

此言雖然可以多角度看，但亦有層面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

於我看，作者寫這書是以激將法，提醒「窮」人，不要再自我標簽為「窮」人，緊記自己的將來還只有自己可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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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剛開放之時，在很短暫的時間內釋放出大量剩餘人力，而在逐步吸收了這些剩餘人力之後，經濟結構和需求模式也逐漸衍生出一個世界工廠的框架，同時也漸漸固化了經濟力量（人力、資金等）的流通。

雖然在近年國內繼續適應經濟結構的轉變，例如工業化轉型或農業人力的回流，但從整體的發展歷程來看，這樣的 Economic Mobility 還是非常「鬆軟」，原因大抵是...

而這種「鬆軟」，從個人看來有兩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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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身利益，還要靠自己保護，但內地人大多還未太清楚自己需要保護什麼利益。

就珠三角民工荒的各種解讀中抽取其中一個來窺豹斑： 民工荒雖然反映了勞動密集工業的需求仍然龐大，同時（或）反映內地人對於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有所提高。

但是，若把焦點移到人員流動的多數原因（例如工廠工資低/工作環境欠佳、務農回報更佳、家鄉生活指數較低等），我認為，這種緊追隨著「經濟利益」的人口流動，只是保持在維護經濟利益的層面，而並未扎根於「維護」甚至「爭取」所謂「公民權利」的層次。Economic Mobility 或經濟機會雖然有助提高個人保護自身權益的需要，但我看並未能激發更深層次的維權意識。

我認為，是這種更深層的維權意識，而非怎樣的一個選舉制度，更加左右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很明顯，我寫這幾篇實乃寓意企業管理。）也應驗了古古，國內相當大部分人的思維，仍然停留在古古所謂的「窮人的思維」，眼裏只有錢。（如此類比，不少香港人如我也不遑多讓。）

若粗糙地以 Abraham Maslow 的 Hierarchy of Needs 解釋，內地還只是剛剛滿足了 physiological needs 的階段，正（準備）追求 Security Needs，更有大部分人未想到追求 Belongingness Needs。

若民主政制所反映的，是人民對於自己和社會的關心。我這裡的看法是，內地群體大多還未關注到周遭社會的層面。而尤其他們所接觸的社會，並沒帶來社會成就感（只有經濟成就感和民族主義），留下冷漠和自求多福的意識，使民主理念不容易在中國內地萌芽。

從另一個角度說，沒有歸屬，沒有社會「承擔」，根本無需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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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鬆軟」的另一重意義就是：

2. 內地之所以能夠「富」起來，因為平凡人可以變成上等人，變成經濟的先導者，再變成生活的主導者。

內地經濟之所以能夠起飛，除了因為改革開放，引入外資之外，還因為藉著逐步放棄作為國營單位的僱主角色，改讓民營單位聘請人員，使真正人才可以從一潭死水中獲得釋放，自由找尋機會，由供應需求自行調節人員技術。不過，這還未足夠。

除了國營單位釋放出人力之外，還因為地方喪失或放棄對於農民工就業的控制，造就農民進入更自由的就業和生活階層。解放之後，國內實行城鎮農村戶籍制度，遏制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的流動，最初的目的在於配合計劃經濟的政策，到後來則漸漸變成地方政府爭奪資源的角力場。

到改革開放，兩種戶籍居民雖然在各種社會福利，例如退休保障、學生就讀等方面仍有差距，但就業上面兩種戶籍居民的機會已經接近均等。雖然，以農村戶口而言，因為農民戶有其土地（使用權），嚴格來說，他們可以說沒有失業這回事，有的，只是失收和勞動人口過剩（引致邊際效益遞減）。不過隨著工商業發展和技術改良，「就業」對於農民戶來說，不只是土地的產出或汗水的付出，更是財富的追逐。

各地方政府已經逐漸默認農民工成為當地產生財富的來源之一，不像數年前所出現的明顯抗拒或歧視外來工的問題。由此更表示社會階層的流動（而非單是人口的流動）已經開始打破制度的轄制。與此同時，原本作為推行計劃經濟的主要輔助工具，即戶籍制度，雖然其性質仍像一種帶有流動約束性的歧視性制度，但以就業和晉升上流生活階層的機會來說，已經失去約束力。

這種經濟上能往上走的大門，不只賦予受困多年的中國人一個新鮮的「自由」的概念，更推動不同階層的流動 （Social Mobility/Class Mobility） - 由死水變活水。無論城市人、鄉村人，兩者的階級分別，都開始模糊，尤更重要的，是兩者達到相同社會階級的機會，都趨於平等。有了這樣的機會平等，方能繼續推動階級流動，造就其他方面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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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ka，你的提示讓我覺得，民主不是全天候藥方，代入一個 buccaneer 的角度，他們視才如命但絕不視死如歸，他們並不認為民主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利。他們視被推舉的船長為一種可以僅僅比較值得信賴，可讓自己的生死作短暫付託的「先鋒」。因為前路茫茫，無人能夠保證明日會否葬身血海。我看，由這樣的民主制度所選出來的首長，其所謂認受性，不過過眼雲煙。我的感覺是，如此民主反映的，是人心虛怯，驚弓之鳥。福兮禍所伏？我們昨天的民選首長，今天我們是否也一樣感到「還看明天」？

香妹，我最想寫的 Mobility，已經呼之欲出。

算點先依家...

VC，你問果幾條問題，我求其敷衍左你，你竟然一句「收到晒。」咁就算？！，你唔好讓我播，我唔鍾意人讓個播。

當我迴避一個人問題既時候，會有兩個情況，第一就係我只係「似乎迴避」你問題，但查實我係答錯問題；第二個情況就係我根本答唔倒你問題（好似今次咁）。

係，我認輸。我已經講到明我迴避緊你問題啦！

所以唔該，講下你個睇法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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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ka is likely giving me a hint.

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 (3)

上回談到 Geographic Mobility。正如 Wiki 所指，Geographic Mobility 有其 "Congressional Representation" implications，因此尤其影響國內投票制度的產生（...好像不符中文文法，請諒）。不過小弟對此方面興趣不大，未曾嘗試作進一步了解。但會認為，戶籍制度的將來就會促進一個怎樣的投票制度。而事實上，國內有些單位或地方或什麼委員會（市政呀，村委呀，乜乜物物呀），其實已經進行投票制選舉其首長（委員長呀，村長呀...）。

故勿論這些選舉其辦法是否原始或有否所謂人為操控（嘿，哪個地方沒有！），個人相信有少部分被選出的人，乃真的屬於民意反映，也並未受到打壓。不過，這些只種情況是限於比較偏遠、目標利益比較一致及受地域流動影響比較少的地方而已。

但我想問，為何沒有多少人留意到呢？有關報道你見過嗎？

是否外國傳媒選擇性地認為這是受中央操控的選舉，所以不報道？還是中央封鎖有關報道呢？我不知。

但不管如何，就算這些地方的政績成效非凡，我相信中央也絕不會大肆宣傳。若你同意，原因大概也跟我一樣：怕其他地方作亂。

國內有此「格言」： 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

一賦予自由，就會變得 vigorous 變得太過 hyper-active，亂也。

大概原因是，中國人及其民族，尤其漢族，是一批飢餓了很久或長期處於飢餓狀態的民族。

餓，可抵，但有食，必搶，無所不用其極。現在的餓，還不只是滿口腹，還要滿情慾。

這種觀察，從一腦子跑進珠三角打工可見，從一窩蜂學洋藝者可見，從國內到港自由行者可見。在毫無約束的情況下，摸進一個流乳和蜜之地，就會像以色列人一樣，忘卻過往的艱苦和教訓，直至嘗到教訓，才生怨，才會懂得學習，直至 Mobility 變得穩定，此方乃「民智初開」之時。

但是，我認為人口流動，最重要的影響，在於經濟。倘若珠三角只允許以當地條件、福利聘請當地人，那香港絕不可能成功轉型，春運也絕不可能發生。

亦可以理解為，因為珠三角的發展，所以才引致人口流動。不論如何，當年國內人口不斷流動，直至珠三角發展的出現（現有多了很多其他地區），加劇了人口的地域流動，從而繼續不斷帶動經濟流動。

Economic Mobility，即一個人或群體如何改善自己經濟處境的能力，形成了其中一種讓中國民主化能得以實現的催化劑。

唯有自由可以選擇工作、可以選擇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人才可以「衣食足而知榮辱」，然後才有自己的財產要保護，才有自己的權益去爭取。

不過，縱使我經常認為，中央會順著「經濟發展模式」而發展出民主政制，但這種經濟模式，還有一些經濟性障礙需要解決，或當這些障礙移除之後，才可以真正談論選舉制度。

一放就亂，尚未完全過時。

（攰，再續。）

（但我想說的最大障礙，還未胡扯到）

戶籍改革雜想

摘3月6日報道：公安部：戶籍改革大小不同

公安部副部長白景富表示，中國戶籍制度「肯定要改」，但大城市與小城市改革的制度將有區別。北京「京華時報」今天報導，農曆春節前，中國南方雪災造成數十萬名回家過年的民眾滯留火車站，使得人們更期望戶籍制度改革，減少人口流動性。對此，白景富說，戶籍制度改革牽涉住居、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潛在利益，並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他表示，戶籍制度改革時，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城市的制度肯定不同，省會城市又與其他城市不同。白景富說，「北京現在人口近兩千萬，若再放兩千萬人成嗎？又如石家莊、鄭州等已上千萬人口，放開成嗎？這不是簡單放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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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錯！大部分的「人們」都期望戶籍制度改革，可以讓他們更自由流動！「減少人口流動性」，最多只是官方一廂情願，為了行政便利和「管」理的想法！...

... 以往我一定會如是抗議... 縱使對於後者（一廂情願的官方）我還是這麼認為。

坦白說，一直我都把戶籍制度看得太簡單了，認為只是限制人口流動的制度。

當初我把所認識的戶籍制度中的一切麻煩事，例如管理戶籍時所附帶的官場陋習（如貪污）、生育管理的禍害（如棄嬰、強迫墮胎）、城鄉福利差距（如不公平、地域歧視）等，歸咎於戶籍制度的種種嚴格限制。

然後看到這裡有人一夫當關： http://www2.qglt.com.cn/wsrmlt/jbft/2001/09/090701.html
我有一個陋習，當覺得制度出現問題，就以為制度本身出現問題。我輕視了問題的複雜性。

這樣說吧，我會認為戶籍制度本身，其實跟香港身份證制度，所存在一個明顯分別，在於身份證只有標記國籍（種族），沒有省籍縣籍，即沒有地域。

我想，對於戶籍制度的最大反感，就是因為地域歧視（當中實涉及語言、宗族、傳統等差異）。不過，正因為地域名稱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就把的反感歸於戶口上的籍貫紀錄。明顯地說，就算我自認沒有歧視，我其實也會因為籍貫而給予人一個標簽。

帶有歧視隱憂的地域標簽（雖然好似誇張左d，但對於民主所需既包容，我覺得係有負面影響既），是戶籍制度被經常理解為「限制遷徙」的原因，也同時導致 (1) 引起地方保護主義與包容/融和「主義」難以磨合； (2) 中央需要不斷親自物色「空降」 的管理人選（例如委派外省或中央人員到某地方任省長市長），以求解決剛才第一點「磨合」的目的。

戶籍制度的改革.... 能否從消除標簽著手？就像美國，一個 Social Security Number，就幾乎代替了戶籍。此第一步或需要成立一個中央社會保障資訊中心，記錄及管理所有「已登記」的社會保障戶口。然後... 又或者採用現有社保基金的資料... 然後再...

... 唏！好煩！唔寫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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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寶曾指「中國會出現聯邦制都唔奇」。

建立聯邦（Federation），必須要有共同立國的共識，同時也要有明顯的地方保護主義。現時臺灣與大陸的關係，就有這兩種符合聯邦制的基本條件。還欠依賴性。

就表面睇（就算唔計臺灣），我都覺得唔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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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日再寫 Mobility。

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 (2)

小弟前篇的引子，旨在帶出雖然 Mobility 能為民生（及民主化進程）帶來的不穩定的因素，但亦可從 Mobility 的角度，引申出民主化的「先決」條件。

我寫本（幾）篇的意思，明顯地，是「否定」某些對於中國必須「馬上」逐步民主化的建議的可行性，例如在某城市/鎮/縣首先推行等等。

個人主觀地看，香港人太心急，部分也認為自己有足夠的洞察力，所以未必會明白大陸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意義」。（漏夜補按：此文上部早已草擬好近一周，與歌德某文內容完全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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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寫《不丹有感》

有報道說，不丹老國王及其繼任王子，用了數年時間去說服國民接受民主（君主立憲制）。一個擁有幾乎絕對/專制權力的人，還需要花時間去建立民主基礎（即民意），並用絕對權力（及Coercive Power）去貫徹政制改革。

先不說這次不是由民意，而是由專制權力以非武力手段所產生的民主政制，與被武力推翻的伊拉克侯賽因政府，而成立的民主政制有多大分別。

始終，這個令人民主支持者鼓舞的消息，於我，除了讓我敬佩這兩位國王有權力下放之心外，另有一個意義，就是... 一個社會是否要推行民主，應該是由人民（民意）決定，還是由專政者去決定；而另一個意義，就是... 一個人數不多、民族特性相對單一的國家，從專制轉為民主的「教育指導」已經數年，還遭到抗拒（自經濟學人），若改作一個人數多、交通通訊不發達、民族/傳統繁多的國家，那這種「教育指導」需要多少年時間？

對於是次不丹民主選舉，其報道在大陸也是廣泛的，例如：新浪網（東方衛視） 、京華網等等，隨便在Google就可以查到。如此看，為何會認定中央對於民主是絕對抗拒的呢？就是因為一兩個口號，或堅持共產黨權威至上？

代入當權者的角色，我，一定，不會馬上推行民主。還要鋪路和摸著石頭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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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妹寫上海公幹見聞，以出差角度觀看一個幾乎是大陸發展最快的城市。雖然以各種其觀察來說，主要從企業運作角度去感受和體驗上海這個城市，但若能在近距離，融入上海人生活方式：住當地人的房屋、與當地人及外省人接觸（！）、像他們一樣到銀行排隊、到市場買菜講價、到醫院看醫生（嘿！），便可能會留意到，其實香港競爭力仍可以維持，並非因為「上海人」本身欠缺進步，而是，外來的中國人在上海這個地方來來去去，不斷沖淡這個地方的整體素質。雖然與此同時，也輻射出去，強化外地的素質。

這就是所謂 Geographic Mobility （姑且譯作：地域流動）。

若非常概括地說，人員的地域流動之所以成為中國民主化的第一絆腳石，我是如此看的：

民主化需要當地人對於自己處身的地方，需要有歸屬感，才可以為某某投出一票。但內地人對於民主的疑惑，其實，相信（我估），不亞於部分不丹人。

不丹人擔心是民主制度被「壞人」所控，導致應有的制度，變成壞人用作做壞事的工具。我這個農村鄉巴，只知道世間有好人和壞人。我投票，不懂想那麼多。但是，我投票的，會是給本地人，因為他們我是認識的，也是我認為是好的。

在現時劇烈的人員流動環境，要產生一批有能力和有心處理地區事務的「得票人」，並不容易。

有人說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從某些已發展的省市推行，不是可以嗎？但我想問，推行些什麼樣的選舉？市長直選？我可以說，不可以。因為人員流動，尤其大量的外來人口，對於當地可以產生出一個怎樣的候選人，會有很多利益衝突 - 容許投票的，會包括外來人口嗎？如果包括，勢將影響當地利益；如果不包括，則勢將外來人口的利益。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如上海、深圳等這些高度發展的城市，外來人口之多和貢獻，實在非常宏大也必須顧及。

看看戶籍制度（了解多了，其實可算是人員流動管理制度，但這方面慢慢再寫）將來如何改革，就可以「初步」印證中國民主化，究竟是前進，還是倒退。

不過，若要再多點印證，單是地域流動是不足夠的。下回續。

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 (1)

坊間評論多指大陸在處理西藏騷亂（或示威）其中一個失策的地方，就是沒有引入外國傳媒，種種傳言對大陸不利。（很關心似的。）個人所見的觀點，大都指向兩方面：

1. 大陸不希望民主。

從西藏問題引發的各種感想後，大部分評論皆認為可以採取很多方法進行民主改革，例如訂立試點，由縣開始試行等等。總之應該踏出第一步，然後順帶批評大陸沒有試行，所以一併否定中南海推動民主的打算。

於我來說，這些觀點的重點似乎是，任何大陸的問題，都是因為欠缺民主所以產生的。抱歉，我看，這些評論若非以偏概全，就是過分高估了民主這顆仙丹。

2. 經濟得益不能代替精神得益。

船山，附了數篇有關西藏的資料，小弟認為可作參考，例如：統治資格怎樣產生、西藏動亂。通寳的心散亂記和眾人的留言也甚有知識分子feel（若再暈鴿佢地一定比人清算），眼光比較遠和現實。

一尾魚，放進一池水，就是動。

一個 Fluid 的團體，進入到一個 Solid 的國度，帶來的，就是 Turbulence。

正如活力無限的中國人，到了外地，很多都成為成功的小商人，也成為當地眼紅的外來人。排他、排外、排華等種種行動都代表了 Mobility 對於一個恬靜社會所帶來的衝擊。

國際社會或香港人會抗議外國的排華行動，為何可以接受西藏的「排漢」行動？

一方面 embrace 國際間的自由主義，要求外國不要排華，另一方面 embrace 西藏的排外行動。究竟什麼是種族融和？什麼是種族的互相尊重？分界線，是否在於「大陸」兩個字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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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接下來，希望能從 “Mobility” 一詞作切入點，記下個人對於一個民主中國所需要的各種先決條件的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