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係講富士康，而係...
昨晚接到一個問題，問我富士康單野點睇。
當時我好草率咁話，Foxc 不嬲響我 impression 都係血汗工廠。血汗定義，唔係係咪符合法例（以我所知當然吾合格），而更加係人事管理，側重事，而非人。（咁啱呢個亦係琴晚新聞報道講既類似。）而我呢d 既impression，亦係來自 Foxc 既前員工。
至於點血汗。唔講。
不過想講幾樣野：
1. Workplace stress
唔理係咪有傳染病（生理），定係好似傳言咁因為家屬得巨額帛金（經濟考慮），甚至係沉鬱氣氛互相傳染（心理），集中講 stress（都係心理）。
量產生產環境/氣氛（e.g. monotonic, efficiency-oriented, low tech input, etc.）所引起既 stress，主要係由 suppression of expression 所導致。呢類 expression 固然唔淨止係禁工作時間傾偈、禁傾訴、禁自組織，對於企業最大既損失，係禁發揮。
鼓勵員工（尤其基層員工）響工作上發揮，日本算係先驅。其口號：Kaizen，於八十年代，得西方管理學推崇。呢個理念背後最重要既「推動力」，我覺得，就係認同每個人都有未盡發揮既長處。而同時呢個理念亦需要有文化上既支持：「個人紀律」。唔曉咁深入講咩日本文化同中國文化既差異（呢個真係唔識），或者想講禁 personal expression又點，我只係想帶出一個行家既 case。
話説行家係上市大公司，有電話call 台服務。每個call 台服務員，都要嚴格遵守一套服務守則：人地咁問，要咁答；要有禮貌；電話響夠幾多秒一定要有人pick（每個服務員都有個計時器，直駁現場主任）；一日至少要聽幾多個電話等等，總之九百幾樣嚴格限制。
佢班服務員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雖然仲年輕貌美，但無耐已全部變成喪屍。好彩，管理層經高人指點之後，決定安排佢地有小息，然後響小息期間，比服務員與服務員之間互相分享感受，講下今日個客咁咁咁投訴，返工前遇到咁咁咁既事。由最初個個無野講，跟住有人喊到收唔到聲，到最後個個都好希望有咁既小息分享會。而最為管理層意外既係，生產力竟然明顯提高，並持續有改善。
又，呢d 小圈子分享唔係行內所謂 employee relations （勞資關係），雖然緩解員工壓力既作用，但對於勞資關係（即從「交易」既角度）並無直接關連。
又又，從社會經濟角度簡單咁睇，國內年輕人韌性比年長的弱，應對stress 的方式亦相對「內在」（即容易把責任歸咎自己），對待年輕人，引導宣洩（例如：小雪崩）類既 relief 方式，會較有效（對我家港男港女或亦如是）。
2. 講責任。
話説有報道話受Foxc上司粗暴對待/指罵員工，如同虐待。
都係果幾句，唔係死者為大，自殺者放棄生命所引起既責任（liability），係有連帶性既，唔係淨係一個自殺者孭曬就叫close file。Well，法律上當然容易甩身，但你話，一個容易講得甩，兩個呢？十個呢？雖然都一樣可以甩，但咁係咪就代表追究責任，係唔合理既事？
追究責任時，無論用咩名堂，管理疏忽又好、精神虐待又好，責任縱使未必講得清，但終歸，改變現狀係需要「負責任」既人（a "responsible" person and "the" responsible person）去改變。（題外話：個人觀點係，改變之「功」，並非主要歸于「推動改變既外人」，而係屬於「肯改變自己責任的人」。正如南非廢除種族隔離政策，我認為主要功勞不在黑人領袖 Mandela，反而在白人總統 Klerk；Mandela 主要功勞旨在推動南非「非暴力化」。）
又，黑人剖白「自從那次經歷後，我不敢看輕別人的困難。」呢句亦乃小弟心底所感所想。不過我最想講既係，如果唔想負上間接害人既責任，就最好先自行肩上「其他責任」。
3. 再講責任。
忍唔住，都係要講。響唔同情況/處境，責任既本質亦係有分別。一般黎講，可以分三類：
一：明確責任（以及明確代價）。
常見如僱傭關係。僱傭合約上講明，一買一賣，僱主買你乜，你賣返乜俾你僱主。雙方責任明確，代價明確。
二：不明確責任（尤見 Citizenship & Citizenship behaviour）
包含組織性（Organizational）或社會性（social）責任（等）。此等責任主要係以 social contract為基礎，但 social contract 會因應情景/環境/選擇而改變，並非固態以及存在公認準則。（因此）理解social contract只（能）從行為學、心理學或經濟學入手，來決定social contract「有幾binding」。Social contract 既 binding force 唔係絕對，亦唔係同一組織/社會既人都一樣（e.g. in terms of magnitude/extent/content of binding ）。
一般情況，能夠demonstrate citizenship behaviour 既人/民，都可以為整體帶黎好處，但亦基於相同behaviour 可能帶來唔同情況，點樣斷定係citizen 唔係基於佢地有咩行為，而係基於佢地既行為係咪為整體/其他個體（組織/社會帶來益處）。相對咁睇，就有所謂 deviant behaviour。亦即係話，如果一種似乎合理既行為，對於整體/其他個體係帶黎不良結果既話，咁呢種就唔係 citizenship behaviour，而係deviant behaviour。
正如一個員工可以藉住閒談令其他同事放鬆心情工作，提高生產力，咁就係citizenship behaviour，但如此同時對另一類同事帶來煩擾，咁好明顯就係 deviant behaviour。Citizenship behaviour 響管理學可以係一個唔細既題目，同social contract (theories) 有莫大淵源。至於係咪肩負相關責任（being a citizen），須視乎個人同社會/組織既 social contract （交情/關係）有幾深厚。
而唔止係話，你係公民，就有責任。呢種「不明確責任」，係講彼此關係（relationship）以及自身身份（self-identity）既，而唔係明碼實價「交換」返黎既。再深入少少講，呢個彼此關係係可以逐步建立，亦可以一下子就摧毀。關係唔一定係停留響一個不變狀態。
而因為無法履行責任所帶來既代價，亦唔明確。呢類不明確責任，我覺得，人言人殊。如果要賦予呢種責任比其他人，最好因時制宜。
三：自由選擇的責任
人生絕大部分責任查實都係「自由選擇」既。（若果你想話點先算自由或者咩先叫做選擇，咁我會簡單話，所有自由係條件性既，選擇亦一樣。）
好似生兒育女之後，可能要教。
教唔教（教係咪責任？）、點教（點教先算盡責任？）、幾時教（幾時開始需要負上教既責任？）、教乜（係咪教得多就叫盡責任？）、邊個教（教係自己責任，定係老婆責任，定係外父外母責任，定係學校playgroup家傭既責任？），父母就要諗，要選擇，究竟採取咩方式去負呢個教既責任，同時響咩情況唔負呢個責任，甚至確保自己唔負責任既同時有冇人會代為負上呢個責任。
大部分都係自由選擇。如果有兒有女，就更明白以上例子，對於兒女，自己賦予自己既責任，先至係最堅實既責任。如果此刻無兒無女，老爺奶奶同外父外母夾硬逼埋黎既所謂責任，只係叫負擔。
題外話：投票責任
刁民公園：投票的權利和責任
而所謂國際公約，我的理解只是當權者選擇，讓自己（以組織或政府名義）負上的責任，然後將公約中的規條加諸於人民。保障性規條，如人權，是組織宣告會賦予人民有足夠基本權利保障，達到公約之水平；行使不行使這些權利，選擇在人民。無論這些組織是否獲得人民授權，簽署公約的，即認同會執行公約中規條的承諾，不是人民的承諾，是組織的承諾。承諾給予權利，不等同給予責任。
補選投票與否，從第一點的明確責任看。相信肯定是否定的。市民沒有跟政府立約必須投票。（反而，如果有這種約，這個投票機制的公平性是值得懷疑的。）
而從 social contract 去解釋責任，更偏離 relationship 及 self-identity的決定性，以及citizenship 既contingencies。銀幣一邊的例子可以是：有人克扣工資，作為同事，你的責任是否代為申索？銀幣另一邊的例子是：因為員工故意破壞，所以被克扣工資，作為同事，責任又該如何？
我故意利用一些含糊的例子，並引伸責任，原因正是，組織內的責任，用 social contract 解釋，是不全面的。放到社會層面的時候，這些所謂責任，便更不全面。
假設葉公之言其實是指所謂「公民責任」，那很可能會完全忽略了人民可以自由選擇行使權利的權利（The right to exercise right），並忽略人民可以自由選擇如何行使權利的方式（how the right is to be exercised）。倒過來看，如果今次議題是由建制派提出「五區總辭，2047直選」，並同樣訂立以高投票率作為勝利準則，那泛民應否以相應行動杯葛投票？
這樣的情況看我便覺得很明顯，不投票，才是履行我心目中的責任。
然則，又很明顯。這個心目中的責任，是我自己選擇的，亦並不在乎是否公民該負的責任，只在乎是否自己該負的責任。
不知這是否常識，我也不會判斷這是否屬於常識，只覺得既然不是法律所限定，其他一切就是我自己的選擇，包括選擇是否當一個我心目中想當的公民。此刻亦好明顯，我心中的責任跟葉公所指的責任，並不等同。責任，亦唔應該係負擔，只需要自發的 owner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