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 (8)
不經不覺，原來上集距今已經一個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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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之基建設施需要視乎手上資源、所擁技術、發展目標，才可制訂具體規劃方案。這個先後次序相信不會太多人有異議。
而一國的經濟建設，包括法規及制度，也要視乎產業結構、物資供求、生產營銷技術等各方面考慮，總體經濟方針才能發揮最大效果。這些考慮之必要性，估計亦無大異議。
那一國的政治制度又如何呢？是否一樣需要某些基礎，才能達致所需的效果呢？
本系列就是針對以上這些疑問而寫的。
今天以 Mobility 為切入點，並建造一個 Model （或一個 Framework）。由最初只是一個觀察，再試圖加以描述，然後漸漸進化到成為一個用於分析企業人員流動的指引。這個個人心中的目標，就自然是以這指引去推演及計劃下一步的工作或企業目標。不過，今天不推演企業目標，改而推演社會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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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mitation of this "Model"
從日常生活接觸到各種認為中國（大陸） 政府「不會」進行「民主化 」的論點，一般有三類：
1. 根據過往經驗、歷史，那個罪無可恕的政府絕對不會推行任何形式的民主政制。（無心無力型）
2. 新中國已經顯出其獨特的政治發展方式，完全毋須亦不應該改變現有政制模式。（有力無心型）
3. 就算中央已經比以往顯得開明，也希望進一步下放權力，但這個十三億的環境不許可。（有心無力型）
這些論點的共通點，就是「無法學習和進步」。
倘若採用以上觀點來檢驗本 Incremental Mobility Model，那對於 Mobility 的分析將不能對社會或政制發展有任何合理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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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mental Mobility Model
此框架包含三個「流動」元素：Geographic Mobility, Economic Mobility 以及 Social Mobility. 以下將分別簡稱GM, EM 及 SM （唔用英文寫硬係好似掙咁d...）。與此同時，本框架可以以一個簡單表格表示：
表格的左邊，列入 Scope of Mobility，由上而下分別為GM, EM, SM
而表格的右方，則為 Social Impact （暫定），由上而下分別為Social Contact (Presence in Group, a need), Social Influence (Significance in Group, a want), Social Control (Leadership in Group, a desire)，對應左方的 Mobility Level.
簡單來說，不同的 Scope of Mobility 對於個人以及社會整體有不同「層面」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是循著 GM > EM > SM 這個次序發展的。
這個次序，是與 Social Impact 的深化過程相配合的。由於 GM，人得以出席團體活動，進而交往。而互相交往，就因 EM 之推動，從而發揮影響力（或互相影響）。而影響力就因得 SM 促進，使人和其影響力進入權力機制。
個人及社會層面
按照最初步的觀察，每個人必須累積足夠的 GM，才可以獲得 EM，然後在累積足夠的 EM 後，才可以獲得 SM。以另一個角度看，人必須爭取 GM 的自由，才可以獲得相應的 EM 以及 SM。
或許可能有人有疑問： EM 在字眼上是經濟性的，可是明顯有些人未必需要取得什麼經濟「自主度」，便能夠在社會發揮影響力，所以會否有可能毋須獲得 EM，便可以直接獲得 SM？這樣的例子，可能就有印度聖雄甘地。
不過，用一個角度理解，EM 所代表雖然是 Economic Mobility，但經濟並非單代表金錢。而經濟流動量/力，正如前所說，就是對於經濟活動的操控程度的反映，也就反映「經濟自主度」。一切的經濟自主度，就是操控資源的能力（或運用所得權利、權力和資源的自主度），更深的意義就是掌握「將來」的能力。而若誰能更有自主度，他就有條件獲得更高的 SM，去參與權力階級的。某些革命者或許會有這種特質，在獲得 GM後，馬上獲得 SM，繼而取得權力。不過，而以我個人非常粗疏的歷史知識，這些革命人物倘若沒能在經濟（即資源控制）層面上獲得所需的自主度，其能參與社會事務（例如向社會運用權力）的能力將會很快衰竭。
（基於這個理解，會有如此推論： GM is the prerequisite of EM; EM is the prerequisite of SM; SM is the prerequisite of Social/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System.）
政治層面
政治學的教科書（或Wiki）裏面提到有關政治文化的分類，其中一種分類方法（by Almond &
Verba）就是把社會人口按照政治屬性分成三類：Parochials, Subjects and Participants。
Parochials 是指那些，對於政府管治非常無知的人，生計也不受政府政策所影響。（按：一般都是文盲）
Subjects 是指那些，體會到政府管治的影響，但一般唯命是從的。
Participants 則是指那些，積極參與（和反對）政府管治的人，無論是否處於建制內外。
而再引申下去，不同社會可以按照其 Political Culture（政治屬性人口的比例）分為四大模式（State） ：
Democratic Industrial: Participants 佔大多數，Subjects 次之，Parochials 最少。
Authoritarian Industrial: Subjects 最多，Participants 與 Parochials 同樣最少。
Authoritarian Transitional: Subjects 最多，Parochials 次之，Participants 最少。例子有印尼。
Democratic Pre-Industrial: Parochials 最多，Subjects 次之，Participants 最少。例子有印度。
（註：抱歉，找不到相關網上連結，無法引用。而以上全屬教科書資料，可向政政系同學們查詢。）
採用以上分類，主要想帶出，不同地方/國家皆（無論主動或被逼）因應不同的政治文化（即不同政治屬性之人口比例），而可以維持不同但又相對穩定的政治制度。
其意義是，倘若政治文化改變（也很可能隨時改變），即以上三類人（Parochials, Subjects & Participants）的比例有所改變，便會為現有的政治制度帶來新的需求和衝擊。
以個人推斷，於現代的環境，Parochials只會越來越少，而Participants只會越來越多。緣何有此推斷，雖然純屬主觀願望，但亦客觀地認為，因為資訊接觸面不斷增多，所以現今知識基礎一旦能建立起來，便不再像過去般容易被推倒。
回看此框架之各種前提和「立論」基礎：
GM 能帶來 social contact。例如通過 exchange of social awareness，social contact 促使 Parochials 轉化為 Subjects。
EM 能帶來 social influence。例如通過 exchange of interests，social influence 促使 Subjects 轉化為 Participants。
SM 則帶來 social control。例如通過 exchange of power，social control 促使 Participants 轉化為 Ruling Class（包括Opinion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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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此 Incremental Mobility Model 之框架，「教育」並非是唯一能開啟民智的鑰匙，也非唯一能解決文盲的方法，反而，「道路」以及「遷徙/往來的自由」（Freedom of Travel）或許更值得考慮。
（補充：關於以上這點提議，其實也有不少現實情況未能符合此推論。不過，個人再深一層去想，究竟何謂「文盲」？於我，「文盲」的定義會同時隨著社會/國家目標而改變，亦令這個推論未必夠完滿。雖然如此，我會認為，若文盲的定義是經濟性的，而教育的目標是提高人的自主能力的，這推論個人認為相當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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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下集應該是最後的一集了。雖然還有 Mobility Control, Mobility Potential, Applications 等 keywords 以及不少例子（和反例子）可以寫多數篇，不過，應該是時候解釋什麼「先決條件」並為自己「自圓其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