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燦響歌德度講...

＞＞HK 是否已如眾街坊謂，除左涉及港男、港女或明光社、婦團既議題外，無論發生乜事，邊個大講歪理，除左商台幾位主持借機抽幾桶水及小撮評論員長篇大論外，人人都只會企埋一邊剝花生既社會 ? 形成咁既社會，是否單單是小農文棍用來解釋天下萬物的唯一理論 "小農 DNA"，或我們自細被 "槍打出頭鳥" 呢句話洗左腦所致 ?

令我想起兩件事，陶傑與 Collectivism。想起陶傑，又會引申到近日我對生果日報某些專欄作者既觀感。

先講報紙。

小弟日常訂閱的報紙（ET）在星期日和假期不會出版，所以選了生果報代替。自年少，看報紙的目的不是新聞，而是副刊專欄。小學時期看成報，然後長大看生果，到現在改看ET，都是專欄為先。

雖然陶傑個話題都已經outdated了，縱使小弟對於此事件心中沒有佔多大位置，但分別兩個星期天及假期，生果報幾位專欄作家不約而同（或約定文成）都提及陶傑，看罷，令小弟覺得不快。

這幾位作家在立場和字眼上，分別都是「撐」陶傑一文（甚或撐陶傑本人），意思還是那些：Servant沒有貶義，Servant Leadership 更是值得菲國人效法，全文根本沒有歧視，菲律賓國人反應過敏等等等。

誠然，我對事件的看法也是直接的：陶傑一文，幾乎毫無味道可言，無評論味道、無教化味道、無娛樂性，唯一的所謂嘲笑（他人）味道，倒因為文筆過走偏鋒，令人反感（亦令那些喜見他人反感的人興奮）。Servant一字本身並無貶義，Nation of Servants也原本並不太冒犯，然往後在文中的整個 between Master and Servant 之間的「故事」，就肯定冒犯。其一明顯冒犯從屬之間的平等關係，其二暗地裏冒犯兩國國民之間的合作關係。陶傑就是栽在這個故事。

我最初的想法是，陶傑已經道歉（不論有否所謂誠意），實際上已表示他希望大事化小的企圖。我真的非常懷疑，究竟這幾位作家們小事化大的意圖，是否真的在撐陶傑？再看真點，他們讓我覺得我放棄生果報（副刊）是值得的。我的意思是，他們可以高舉愛國（還是一條超級大曲線！）、高舉文中一詞一字的自己看法（但妄顧對方的看法），便否定菲國人抗議的理由。好一群團結的好作家好國民。開派對遮，唔洗客氣，隨便玩。

剩下的幾位喜歡的專欄作家，像梁文道（坦白說，早兩年前我很不喜歡他，現在他是我的摯愛），幸好，他們我都可以星期日見到。（渣爺呢，我還可以看他的blog；又，我最近發現我一直無法欣賞董橋，原來出在我處，因為我不喜歡細嚼文字，喜歡skim & scan）

應港燦之言，我會覺得，當傳媒人已經（過分）團結建立了其「核心價值」，成為空間的大聲音時，我等並不附和之眾，唯有各自打算，或剝花生食薯片飲啤酒，或頂多寫下 blog，有來有往。我等並不希望被這類或那類傳媒人牽著鼻子往支持或反對兩方面走，還希望我走我路。

槍打出頭鳥，也許有點擡舉，因為在這樣的社會，只有支持或反對，才能成為出頭鳥。

再講 Collectivism。

這個 term 小弟已經丟在一旁好一段日子，是歌德最近再次引發的：

＞＞「社會價值」或「內地人/香港人思維」既問題。我一直既立場都係傾向質疑「社會價值」係米存在，又或，就算有某個價值存在，該價值又係米有「超穩固結構」﹖中央，唔係鐵餅一塊；香港人或大陸人，都唔係。當然，我傾向唔認同類似價值。因為，我相信一般人其實冇咩特定意識形態，好多時都會受傳媒、其他人影響。用另一個詞語，人係社會動物。

相比歌德，我反而相信「社會價值」的確存在，但未必「明顯」或可供「觀察」。正如89年遊行，03年七一遊行，當屬於體現社會價值的佼佼者。人，之所以未必有固定意識形態，或許亦容易受傳媒影響，但個人認為，毋須考慮意識形態是否真的以固態形式存在，因為，當到達 tipping point 的時候，這些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才會顯露出來 - 縱使不可能是以一致（shared）或散亂（discrete）；或支持（protagonistic）或反對（antagonistic）等。尤其在香港這個地域流動相對地低的社會，縱使人是社會動物（？），因為與擁有共同喜好/觀念者接觸頻繁，而又鮮有與不同外來價值交流的機會，在香港的情況，我想，不同的「社會價值」仍然會各自組成歌德所講的「超穩固結構」，並以 clusters 的形式存在。

生果傳媒一個 cluster，ET 一個 cluster，人言報一個 cluster，剝花生一個 cluster，食薯片一個 cluster，飲啤酒又另一個 cluster。（超，突然唔明點解我連陶傑個名都講得，但報紙名稱就要隱晦？）所有 clusters 的總和，就成了香港總體的社會價值 -- 亂（我想這個「亂」字，有必要澄清，不是指人性的亂、秩序的亂，而是指「政治環境的不可預知性」，不是messy/disorderly，是學術上的"chaotic"）。

撥亂反正，不是不可以，但難，非常難。（CK 如見字必定怒睥）不過，也不是沒有辦法，我想，就是香港現時所欠缺的 -- leadership，一個真真正正的 leadership。

那跟 collectivism 何干？嗯，那大概源自我的一片理所當然。

我曾以為 Hofstede 錯了，香港是自由社會，有各式各樣的自由，各人也有各人自主的意見和生活方式，斷不可能是一個集體社會。（竟還比日本更集體）

但就是最近從陶傑以及陳一諤事件得出新的反思：在眾人各自有一套價值的時候，其實背後每人還要求擁有不同價值的對方，去履行某些集體義務。支持陶傑者，有要求港人要集體愛國，一起趕絕菲國人.... 回想以往種種事件，這些要求對方履行集體義務（甚至加諸眾人為責任）的事件和情況，實在俯拾皆是。在社會，在議事廳，在家中，在街頭巷尾，都是集體思想的影子。

我在昨天思想香港集體主義的時候，實在無法相信香港原來不是一個以「個體」為先的社會。我並不以集體為恥，也不是以個人為尊，而是無法想象將來，一個格局如此割據的集體主義社會領袖，在香港，會是如何產生出來。

究竟，香港是否需要「一個」真正的 leadership？又如何會有？（拜托，不是說一定要是行政長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