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pril 17, 2009

港燦響歌德度講...

>>HK 是否已如眾街坊謂,除左涉及港男、港女或明光社、婦團既議題外,無論發生乜事,邊個大講歪理,除左商台幾位主持借機抽幾桶水及小撮評論員長篇大論外,人人都只會企埋一邊剝花生既社會 ? 形成咁既社會,是否單單是小農文棍用來解釋天下萬物的唯一理論 "小農 DNA",或我們自細被 "槍打出頭鳥" 呢句話洗左腦所致 ?

令我想起兩件事,陶傑與 Collectivism。想起陶傑,又會引申到近日我對生果日報某些專欄作者既觀感。

先講報紙。

小弟日常訂閱的報紙(ET)在星期日和假期不會出版,所以選了生果報代替。自年少,看報紙的目的不是新聞,而是副刊專欄。小學時期看成報,然後長大看生果,到現在改看ET,都是專欄為先。

雖然陶傑個話題都已經outdated了,縱使小弟對於此事件心中沒有佔多大位置,但分別兩個星期天及假期,生果報幾位專欄作家不約而同(或約定文成)都提及陶傑,看罷,令小弟覺得不快。

這幾位作家在立場和字眼上,分別都是「撐」陶傑一文(甚或撐陶傑本人),意思還是那些:Servant沒有貶義,Servant Leadership 更是值得菲國人效法,全文根本沒有歧視,菲律賓國人反應過敏等等等。

誠然,我對事件的看法也是直接的:陶傑一文,幾乎毫無味道可言,無評論味道、無教化味道、無娛樂性,唯一的所謂嘲笑(他人)味道,倒因為文筆過走偏鋒,令人反感(亦令那些喜見他人反感的人興奮)。Servant一字本身並無貶義,Nation of Servants也原本並不太冒犯,然往後在文中的整個 between Master and Servant 之間的「故事」,就肯定冒犯。其一明顯冒犯從屬之間的平等關係,其二暗地裏冒犯兩國國民之間的合作關係。陶傑就是栽在這個故事。

我最初的想法是,陶傑已經道歉(不論有否所謂誠意),實際上已表示他希望大事化小的企圖。我真的非常懷疑,究竟這幾位作家們小事化大的意圖,是否真的在撐陶傑?再看真點,他們讓我覺得我放棄生果報(副刊)是值得的。我的意思是,他們可以高舉愛國(還是一條超級大曲線!)、高舉文中一詞一字的自己看法(但妄顧對方的看法),便否定菲國人抗議的理由。好一群團結的好作家好國民。開派對遮,唔洗客氣,隨便玩。

剩下的幾位喜歡的專欄作家,像梁文道(坦白說,早兩年前我很不喜歡他,現在他是我的摯愛),幸好,他們我都可以星期日見到。(渣爺呢,我還可以看他的blog;又,我最近發現我一直無法欣賞董橋,原來出在我處,因為我不喜歡細嚼文字,喜歡skim & scan)

應港燦之言,我會覺得,當傳媒人已經(過分)團結建立了其「核心價值」,成為空間的大聲音時,我等並不附和之眾,唯有各自打算,或剝花生食薯片飲啤酒,或頂多寫下 blog,有來有往。我等並不希望被這類或那類傳媒人牽著鼻子往支持或反對兩方面走,還希望我走我路。

槍打出頭鳥,也許有點擡舉,因為在這樣的社會,只有支持或反對,才能成為出頭鳥。

再講 Collectivism。

這個 term 小弟已經丟在一旁好一段日子,是歌德最近再次引發的:

>>「社會價值」或「內地人/香港人思維」既問題。我一直既立場都係傾向質疑「社會價值」係米存在,又或,就算有某個價值存在,該價值又係米有「超穩固結構」﹖中央,唔係鐵餅一塊;香港人或大陸人,都唔係。當然,我傾向唔認同類似價值。因為,我相信一般人其實冇咩特定意識形態,好多時都會受傳媒、其他人影響。用另一個詞語,人係社會動物。

相比歌德,我反而相信「社會價值」的確存在,但未必「明顯」或可供「觀察」。正如89年遊行,03年七一遊行,當屬於體現社會價值的佼佼者。人,之所以未必有固定意識形態,或許亦容易受傳媒影響,但個人認為,毋須考慮意識形態是否真的以固態形式存在,因為,當到達 tipping point 的時候,這些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才會顯露出來 - 縱使不可能是以一致(shared)或散亂(discrete);或支持(protagonistic)或反對(antagonistic)等。尤其在香港這個地域流動相對地低的社會,縱使人是社會動物(?),因為與擁有共同喜好/觀念者接觸頻繁,而又鮮有與不同外來價值交流的機會,在香港的情況,我想,不同的「社會價值」仍然會各自組成歌德所講的「超穩固結構」,並以 clusters 的形式存在。

生果傳媒一個 cluster,ET 一個 cluster,人言報一個 cluster,剝花生一個 cluster,食薯片一個 cluster,飲啤酒又另一個 cluster。(超,突然唔明點解我連陶傑個名都講得,但報紙名稱就要隱晦?)所有 clusters 的總和,就成了香港總體的社會價值 -- 亂(我想這個「亂」字,有必要澄清,不是指人性的亂、秩序的亂,而是指「政治環境的不可預知性」,不是messy/disorderly,是學術上的"chaotic")。

撥亂反正,不是不可以,但難,非常難。(CK 如見字必定怒睥)不過,也不是沒有辦法,我想,就是香港現時所欠缺的 -- leadership,一個真真正正的 leadership。

那跟 collectivism 何干?嗯,那大概源自我的一片理所當然。

我曾以為 Hofstede 錯了,香港是自由社會,有各式各樣的自由,各人也有各人自主的意見和生活方式,斷不可能是一個集體社會。(竟還比日本更集體)

但就是最近從陶傑以及陳一諤事件得出新的反思:在眾人各自有一套價值的時候,其實背後每人還要求擁有不同價值的對方,去履行某些集體義務。支持陶傑者,有要求港人要集體愛國,一起趕絕菲國人.... 回想以往種種事件,這些要求對方履行集體義務(甚至加諸眾人為責任)的事件和情況,實在俯拾皆是。在社會,在議事廳,在家中,在街頭巷尾,都是集體思想的影子。

我在昨天思想香港集體主義的時候,實在無法相信香港原來不是一個以「個體」為先的社會。我並不以集體為恥,也不是以個人為尊,而是無法想象將來,一個格局如此割據的集體主義社會領袖,在香港,會是如何產生出來。

究竟,香港是否需要「一個」真正的 leadership?又如何會有?(拜托,不是說一定要是行政長官呀。)

6 comments:

Kenka said...

作者愛skim and scan,但這篇文根本無法skim and scan(一笑)。

抓一言半語,借題發揮:
希望我走我路沒問題,不過思考上都困於「我被組織利用」這種框架內。何不如此想「我在利用組織」?他們有議題值得支持,就支持,他們有做得不對的地方,就站在對立面。

花生黨之過,就是不站在對立面,錯認為站在對立面,必定要在某個對立組織內,而且脫身不得

所以才有面書反明光社小組一類,跟現有政治組織毫無關係,但又不願意食花生寫寫博了事的人。只為某目的而集合,了事後即散,並沒有出頭鳥可打,十分安全。

至於港燦所言,涉及政府則大量花生黨,四個字就可以解釋:成本過高。

一跳跳到結論:自古造反,只能是軍閥一類強大組織才成事,也是因為支持軍閥的成本比較輕。

Kenka said...

說得簡單點:民主黨是套餐,支聯會是散餐,七一看來是套餐其實是散餐,選學生會長是套餐,罷免學生會長是散餐。

所謂不想被利用,就等於吃晚餐時,喜歡套餐的主菜,但討厭前菜,所以情願散叫一樣。

單一議題的話易分是非,分開支持反對很容易,但一旦要捆綁在組織,就很多人情願不要組織插手。

從根本上香港就討厭組織,其實正是香港的價值:自由。如果要產生一個所謂領袖,他必須真的不代表某個階層的利益。最接近的人,我認為其一是陳方安生,其二是陳日君。

Kenka said...

上文改改:
民主黨是套餐
紀念六四是散餐
選學生會內閣是套餐
罷免學生會主席是散餐

C.M. said...

Kenka:

小弟這兩天看過你的評語和提醒,再三思索,略有反思,惟最近須籌備工作,讓這個反思暫且高閣,擇日再言。先此言謝。

>>何不如此想「我在利用組織」?

嗯,對,小弟好像未曾如此想過。不過,如我,可能需要很多時間籌劃才可以「成功利用」。

>>成本過高

此刻來看,是。又突然從我上面剛剛寫的想起,對於某些事情,看來我是那種不怕高成本的人。

(其實,我曾幾何時想過,與同道們一起建立自己的政黨)

Anonymous said...

亂即係多元社會, 有乜唔好?
只不過而家媒體只係被多元社會中某幾元玩晒. 其他人一係唔想出聲, 一係出唔到聲....

C.M. said...

匿名朋友:

無論亂定係有序,兩者同樣有好亦有唔好。倘若為免混淆日常「亂」的用法,用「多元」吧。

單說資訊方面吧,多元社會的好處,是資訊多,可以讓人分辨真偽。而壞處,就是資訊汎濫,容易被人簡化(因為當資訊汎濫,人便會傾向接受容易理解的資料)。

我個人而言,方向性是重要的,但亦是危險的。而多元社會若希望作出任何改變,leadership 是必須的,但也是危險的。

依家媒體被某幾元玩曬,嗯,也可以這樣說。但小弟不懂處理辦法,惟有在能力範圍內(例如家庭),盡力分辨。若非事非得以,小弟將以不變應萬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