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 (7)
To Samsara:
（先掠過一切對於 Mobility 的解釋直接跳到結論）
Yunus - 我欣賞他，因為他是以增加孟加拉貧困女人們的 Economic 同 Social Mobility 來讓她們達到脫貧的目的。
窮人的銀行家（一）Dr Yunus
窮人的銀行家（二）鄉村銀行是如何建立的
窮人的銀行家（三）一個女人的故事
窮人的銀行家（四）非一般的銀行運作
窮人的銀行家（五）點解只借錢比女人？
若你相信 Yunus 的方法有效，為何認為以合法賄賂，便能達到「均」的目的？還是認為 Yunus 的一套在香港是行不通的？或是認為香港有一套比 Yunus更有效的方法？
我不是「沖」你，只是想知道，於你認為，香港能否實行類似 Yunus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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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veryone
以 Mobility 入手看中國民主化，有一個很基本的理論基礎： Social Exchange Theory （此理論簡單直接，如需多加理解，請自行上網查閲。）
雖然這個 Theory 年代久遠，也有不少批評，例如認為它過於理性，但是，就是因為當中理性的含義，便可伸延到一個更重要的結果： 進步。
由兩個人開始衡量利與弊，然後作出共同接受的決定，再將這個決定實踐，實踐之後再衡量成效，再衡量利與弊... 周而復始，不斷的改善，不斷的進步。
有人或指，難保那不是進步，而是退步。不錯，退步是有的，但我的主觀假設是，退步之後，還是會被發現的，還是會知道的。之後，就是進步。而最決定進步還是退步的，就是學習。（原來的《兔子和狼》就是這個意思）。
Social Exchange Theory 看似 Static，但從以上 hypotheses 的前提來看，是 Dynamic 的。
但我這樣說，跟 Mobility 又有何關係呢？
我看到，Mobility 於 Social Exchange 中實踐兩個功能：
一個功能，乃推動 Social Exchange。越多的交換（就算拳腳交往），尤其知識的交換（貨品的交換其實是另一種知識的交換，做廠、做貿易的體會最深），可以促進各方面的進步。先不談其 Mechanism如何，看看貿易對國家的影響，看看 Friedman的看法，看看中國閉關自守及開放前後的情況，看看香港泛民的前路，就可以反映一二。（你認為呢？）
活力，就是 Social Exchange 所帶來的最大（或很大）貢獻。
另一個功能，就是我之前說的，Mobility 可以作為一種量度的指標，幫助決定路該如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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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抽樣看看中國現在的 Social Mobility。
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釋（這種解釋像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毫無個人風格可言），「官本位」政治文化，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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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在中國流傳了幾千年。在封建社會，王侯將相，官分九品，形成龐大而嚴密的官本位體系。整個社會納入國家行政系統的體制結構，所有的人、所有的組織和部門，都分別歸入行政序列，規定其等級，劃分其行政權限，並最終服從統一的行政控制，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封建制度下的官僚制度和社會權力結構嚴格而又系統，高度集權而又等級森嚴，全社會就是一個以行政權力搭建起來的金字塔，塔的頂端就是皇帝。在這個寶塔形的體制結構中，等級森嚴，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官越大權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地位就越顯赫。上下級之間不是雙向互動運行關係，而是下級完全隸屬於上級，一切聽命於上級；
官本位也是一種社會現象。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它意味著當官就有尊嚴，有權就有一切。人們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社會上形成了以官職大小衡量人的價值、成就、地位。由此造就一種對權力、官位、官員的崇拜和敬畏，進而導致長官意志、權力至上觀念和依附意識及其現象的盛行。
政治待遇，經濟待遇，與會資格，名次前後，座次排列，專車檔次，工資多少，悼詞長短，見報與否，安葬何處，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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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所謂文化在國內是否盛行，我相信仍然是的。陳總、李董、張局長、黃廠長、何特首，單是這些稱謂，都多少反映這種文化的普及。
我之所以提出「官本位」文化（英文有譯作 Management by Category） ，是試圖以此文化，來「顯示」 Mobility 的其中一種「應用方法」。
例如可以這樣看 Mobility （今次乃 Internal Mobility，非 Social Mobility）。
從數據，例如升遷/貶職的平均崗位年資、入職和離職的數量等、，也可以從制度，例如升遷/貶職的關卡、批核的準則等，來量度一個人（甚至某一種「階級」的人），進出建制所需的「資源」和「幾率」（Probability，或成功率... well，船山、怒眼媽不是「機率」嗎？）等等等等，從而計算出在建制中能上下流動的一個 arbitrary 指標。然後以此指標，與其他國家比對，就可以得出某些結果。這些結果，就可以用來作進一步衡量（或提示）究竟一個政府，下一步需要採取什麼辦法，才可能達到比對國家的情況。
不錯，我還未談到 Social Mobility 與官本位之間的關係。（跳來跳去改不了，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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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文化的特色，於我看，就是 Geerf Hofstede 所謂 High Power Distance 的代名詞。
與印度的情況不一樣，中國的 Social Mobility 並沒有明顯的使下層 Social Class 受壓，令上層缺乏應有的活力。而就是這種活力，才能創造「真正」的機會，讓各階層的人享受到同樣的待遇。
這裡想說的是，(1) 印度並沒有提供這種「真正」的機會； (2) 真正的民主政府（廣義民主），乃因為各階層的人能享受到同樣的待遇（待遇 = 獲得一個上爬更高 Social Class 的機會。）；(3) 中國還因為深刻的官本位文化，對比西方，這種活力仍受到壓制。
（查實對於 Power Distance 於中國的意義，小弟還有很多東西想說。暫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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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雖然會說遠了，但容小弟再次打亂整篇的思路。
若不嫌過分簡單的結論，而以兩國相類的 Power Distance 的情況，和主觀感覺的 Social Mobility 來推斷，假如中國在此刻是一個所謂「民主政府」，那將會像「日本」一樣，由自民黨獨大經年（某blogger 曾這樣表示過）。而要達到像一個似日本的「民主政府」。
不過，我認為一黨獨大，是有試用期的。
過了試用期，就是真正考驗（磨練）一黨獨大這種政制「實踐」方式的時候。不過，我所說的試用期，我不知道，也沒有推想過有多長。不過，我覺得，當真正的磨練開始，就會啟動「自我學習」裝置，到時便進一步決定一黨獨大，是否「再可適應」一國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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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obility 反映一個社會的人，其成功所需的資源與代價。同樣地，亦反映一個社會的人，對於其他人的成功的接納或抗拒程度。原因是，成功的代價，反映在他人的資源付出上。
倘若成功所需的代價，與他人接納或抗拒的程度，不成正比，就表示該社會很可能處於動蕩。這裡亦表示，量度 Social Mobility 的時候，還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一個完全沒有動蕩的社會來看：
Fluid 的 Social Mobility 反映該社會，能夠輕易地接受他人的成功（留意，或只持續表示不滿那些成功的人）。
相對地 Solid 的 Social Mobility 反映該社會，正抗拒他人的成功（留意，或只表示擁護現有成功的人）。
再解拆中國社會情況，比對現今社會流動的情況，我會視官本位文化傳統是一個壓制建制內階級流動（個人認為壓制比促進多）的重要因素，官本位文化對於中國民主化（大概沒寫錯）的阻力，在於 (1) 維繫上有小官，再上有大官的關卡文化，壓制（廣義）民主的普及政治權概念；(2) 鼓勵人以自身利益先行，而非整體利益或「相信有權利便有責任」的理念。
關於後者，容我先說說班房中的故事：
某同學在上課時經常發問，被視為上位、博取老師賞識；某同學主動幫班長老師拿功課作業、被視為擦鞋；但與此同時，同學們對於自己若能被摘升為班長，視之為需要努力爭取的一件人生大事。
這就是我看的官本位文化。
不過，當有天一位同學被老師們舉薦為風紀/糾察隊長，不被同學們視作利益，而被視作負擔時，或許就是「民智」初開的時候。因為，那時才正式表示，Upper Social Class 所帶來的利益，剛開始被責任所抵消。
眼紅，就是我所說的民智未開的其中一種表現。
往後，要民智繼續發展，就是同學們不再把這種舉薦視作負擔、而視作「功」有應得。
現今的中國，可以嗎？無論同意我所說的民智與否，若你認為民智未開，但民主（無論狹義或廣義）先行，好處多還是壞處多？
下回續談。（但不談好處壞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