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小解毒

近日有一齣戲好似叫咩... 《路人眼睛的怒火日誌》喎。（片名待定）

唔知呢套戲邊鬼個出錢開拍呢部戲，自編自導。嘿，好似仲有人自演埋添！

頂。

唔該你唔識搵咩人拍，就咪亂黎啦，邊個九唔搭八搵d 鬧劇演員演喜劇、老人遲暮扮青春少艾、無關痛癢扮息息相關、天王歌后飾卑微小眾、高冠巨假客串運吉精英... 真係好一齣親親冇別溫情洋溢既新版滿江紅。

出品人竟然搵番一班平時已經非常好演技既人，去再參演多一次咁既賀歲喜劇，唉，果筒箭不如搵我維園路人甲造好過啦。新意欠奉之餘，又唔識收買人心（即係我），造出黎果d，根本唔係筒箭，而係筒還筒、箭還箭。

睇到火都黎埋。搞到我興合合，直頭想走入播映室拆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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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但諗落，我又唔知點解我會眼火爆喎。

其實我唔應該眼火爆，一場戲遮，洗乜咁認真？又冇人逼我睇呢齣戲... （真係冇？）而且，拆乜鬼菲林丫，我又唔係想上報，可能有人好想睇呢齣戲都未頂呢？國際形象？我真係唔覺得點幫到咩播，你估人地蠢到淨係識得睇外面場戲，睇唔穿你裏面果場咩。講到尾，係人都知咪又係一場成王敗寇既遊戲 ～～ 真係幾老套（我係話我遮）。

正寫本影評之時，好狗朋友忽傳來客串演員資料，好L 震驚。（暗語予狗朋：或者有另一個可能性，就係某人之親戚應該有機會重出江湖）

依家寫完影評，係時候排毒，失陪。

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 (7)

To Samsara:

（先掠過一切對於 Mobility 的解釋直接跳到結論）

Yunus - 我欣賞他，因為他是以增加孟加拉貧困女人們的 Economic 同 Social Mobility 來讓她們達到脫貧的目的。

窮人的銀行家（一）Dr Yunus
窮人的銀行家（二）鄉村銀行是如何建立的
窮人的銀行家（三）一個女人的故事
窮人的銀行家（四）非一般的銀行運作
窮人的銀行家（五）點解只借錢比女人？

若你相信 Yunus 的方法有效，為何認為以合法賄賂，便能達到「均」的目的？還是認為 Yunus 的一套在香港是行不通的？或是認為香港有一套比 Yunus更有效的方法？

我不是「沖」你，只是想知道，於你認為，香港能否實行類似 Yunus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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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veryone

以 Mobility 入手看中國民主化，有一個很基本的理論基礎： Social Exchange Theory （此理論簡單直接，如需多加理解，請自行上網查閲。）

雖然這個 Theory 年代久遠，也有不少批評，例如認為它過於理性，但是，就是因為當中理性的含義，便可伸延到一個更重要的結果： 進步。

由兩個人開始衡量利與弊，然後作出共同接受的決定，再將這個決定實踐，實踐之後再衡量成效，再衡量利與弊... 周而復始，不斷的改善，不斷的進步。

有人或指，難保那不是進步，而是退步。不錯，退步是有的，但我的主觀假設是，退步之後，還是會被發現的，還是會知道的。之後，就是進步。而最決定進步還是退步的，就是學習。（原來的《兔子和狼》就是這個意思）。

Social Exchange Theory 看似 Static，但從以上 hypotheses 的前提來看，是 Dynamic 的。

但我這樣說，跟 Mobility 又有何關係呢？

我看到，Mobility 於 Social Exchange 中實踐兩個功能：

一個功能，乃推動 Social Exchange。越多的交換（就算拳腳交往），尤其知識的交換（貨品的交換其實是另一種知識的交換，做廠、做貿易的體會最深），可以促進各方面的進步。先不談其 Mechanism如何，看看貿易對國家的影響，看看 Friedman的看法，看看中國閉關自守及開放前後的情況，看看香港泛民的前路，就可以反映一二。（你認為呢？）

活力，就是 Social Exchange 所帶來的最大（或很大）貢獻。

另一個功能，就是我之前說的，Mobility 可以作為一種量度的指標，幫助決定路該如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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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抽樣看看中國現在的 Social Mobility。

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釋（這種解釋像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毫無個人風格可言），「官本位」政治文化，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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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在中國流傳了幾千年。在封建社會，王侯將相，官分九品，形成龐大而嚴密的官本位體系。整個社會納入國家行政系統的體制結構，所有的人、所有的組織和部門，都分別歸入行政序列，規定其等級，劃分其行政權限，並最終服從統一的行政控制，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封建制度下的官僚制度和社會權力結構嚴格而又系統，高度集權而又等級森嚴，全社會就是一個以行政權力搭建起來的金字塔，塔的頂端就是皇帝。在這個寶塔形的體制結構中，等級森嚴，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官越大權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地位就越顯赫。上下級之間不是雙向互動運行關係，而是下級完全隸屬於上級，一切聽命於上級；

官本位也是一種社會現象。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它意味著當官就有尊嚴，有權就有一切。人們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社會上形成了以官職大小衡量人的價值、成就、地位。由此造就一種對權力、官位、官員的崇拜和敬畏，進而導致長官意志、權力至上觀念和依附意識及其現象的盛行。

政治待遇，經濟待遇，與會資格，名次前後，座次排列，專車檔次，工資多少，悼詞長短，見報與否，安葬何處，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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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所謂文化在國內是否盛行，我相信仍然是的。陳總、李董、張局長、黃廠長、何特首，單是這些稱謂，都多少反映這種文化的普及。

我之所以提出「官本位」文化（英文有譯作 Management by Category） ，是試圖以此文化，來「顯示」 Mobility 的其中一種「應用方法」。

例如可以這樣看 Mobility （今次乃 Internal Mobility，非 Social Mobility）。

從數據，例如升遷/貶職的平均崗位年資、入職和離職的數量等、，也可以從制度，例如升遷/貶職的關卡、批核的準則等，來量度一個人（甚至某一種「階級」的人），進出建制所需的「資源」和「幾率」（Probability，或成功率... well，船山、怒眼媽不是「機率」嗎？）等等等等，從而計算出在建制中能上下流動的一個 arbitrary 指標。然後以此指標，與其他國家比對，就可以得出某些結果。這些結果，就可以用來作進一步衡量（或提示）究竟一個政府，下一步需要採取什麼辦法，才可能達到比對國家的情況。

不錯，我還未談到 Social Mobility 與官本位之間的關係。（跳來跳去改不了，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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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文化的特色，於我看，就是 Geerf Hofstede 所謂 High Power Distance 的代名詞。

與印度的情況不一樣，中國的 Social Mobility 並沒有明顯的使下層 Social Class 受壓，令上層缺乏應有的活力。而就是這種活力，才能創造「真正」的機會，讓各階層的人享受到同樣的待遇。

這裡想說的是，(1) 印度並沒有提供這種「真正」的機會； (2) 真正的民主政府（廣義民主），乃因為各階層的人能享受到同樣的待遇（待遇 = 獲得一個上爬更高 Social Class 的機會。）；(3) 中國還因為深刻的官本位文化，對比西方，這種活力仍受到壓制。

（查實對於 Power Distance 於中國的意義，小弟還有很多東西想說。暫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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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雖然會說遠了，但容小弟再次打亂整篇的思路。

若不嫌過分簡單的結論，而以兩國相類的 Power Distance 的情況，和主觀感覺的 Social Mobility 來推斷，假如中國在此刻是一個所謂「民主政府」，那將會像「日本」一樣，由自民黨獨大經年（某blogger 曾這樣表示過）。而要達到像一個似日本的「民主政府」。

不過，我認為一黨獨大，是有試用期的。

過了試用期，就是真正考驗（磨練）一黨獨大這種政制「實踐」方式的時候。不過，我所說的試用期，我不知道，也沒有推想過有多長。不過，我覺得，當真正的磨練開始，就會啟動「自我學習」裝置，到時便進一步決定一黨獨大，是否「再可適應」一國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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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obility 反映一個社會的人，其成功所需的資源與代價。同樣地，亦反映一個社會的人，對於其他人的成功的接納或抗拒程度。原因是，成功的代價，反映在他人的資源付出上。

倘若成功所需的代價，與他人接納或抗拒的程度，不成正比，就表示該社會很可能處於動蕩。這裡亦表示，量度 Social Mobility 的時候，還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一個完全沒有動蕩的社會來看：

Fluid 的 Social Mobility 反映該社會，能夠輕易地接受他人的成功（留意，或只持續表示不滿那些成功的人）。

相對地 Solid 的 Social Mobility 反映該社會，正抗拒他人的成功（留意，或只表示擁護現有成功的人）。

再解拆中國社會情況，比對現今社會流動的情況，我會視官本位文化傳統是一個壓制建制內階級流動（個人認為壓制比促進多）的重要因素，官本位文化對於中國民主化（大概沒寫錯）的阻力，在於 (1) 維繫上有小官，再上有大官的關卡文化，壓制（廣義）民主的普及政治權概念；(2) 鼓勵人以自身利益先行，而非整體利益或「相信有權利便有責任」的理念。

關於後者，容我先說說班房中的故事：

某同學在上課時經常發問，被視為上位、博取老師賞識；某同學主動幫班長老師拿功課作業、被視為擦鞋；但與此同時，同學們對於自己若能被摘升為班長，視之為需要努力爭取的一件人生大事。

這就是我看的官本位文化。

不過，當有天一位同學被老師們舉薦為風紀/糾察隊長，不被同學們視作利益，而被視作負擔時，或許就是「民智」初開的時候。因為，那時才正式表示，Upper Social Class 所帶來的利益，剛開始被責任所抵消。

眼紅，就是我所說的民智未開的其中一種表現。

往後，要民智繼續發展，就是同學們不再把這種舉薦視作負擔、而視作「功」有應得。

現今的中國，可以嗎？無論同意我所說的民智與否，若你認為民智未開，但民主（無論狹義或廣義）先行，好處多還是壞處多？

下回續談。（但不談好處壞處）

唔睇醫生都唔知...

呢幾日頭暈到死，想嘔，但無發燒。原本諗住琴晚或今日中午回覆一下 d 留言同伊瞄，但因為體況緊張，個腦仲實曬，唯有等多陣先。

今朝頂唔順，但因為有急件要出，所以唯有撐住。到左下晝，覺得都係請假睇醫生穩陣 d。

話比醫生聽，我頭暈左幾日（琴晚仲係電話比人激親添），個地下好似會郁咁，隻右耳幾個月前開始聽到有雜聲...

好勒，量血壓，正常（卦）。探熱，冇發燒。

跟住睇下右耳。（嗯）左耳。（嗯）

醫生問：你記唔記得你細個有冇發過高燒呀？

病騾答：唔知呀，淨係聽講好似試過肺炎。（點鬼知呀）

[呢刻寫寫下都頭暈，以下從簡]

醫：查實你兩隻耳膜都穿過個播，其中右耳復原仲冇左耳咁好添。以前你兩隻耳都應該患過中耳炎架。

病：下？（難怪依傢好多時我都左耳入右耳出）

抨短視政治參與

量子兄，小弟一向尊重閣下。不過抱歉，小弟今次語氣較重，因不得不說。

關於你在《王千源 –2》中的各種評語，因為我覺得人各有志，各取所需，小弟尊重。

不過，你在留言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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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爲，在這個關頭，對王千源的批判和討伐，借她的名字來一用，可以團結中國人的情緒，嚴肅中國人的紀律，一致對外；也可以警告中國人中的異議份子，不要亂說亂動，大家一致對外，有什麽爭議可以將來再說。

一切都是現實政治的需要，和是非沒有關係；王千源在這個時候扮演了一種給國民發泄的作用，她的"犧牲"（指名聲和個人形象），可以為國家帶來更大的利益，所以是好事。...
_________

坦然，我非常不同意。

我不是說他們（王千源等人）行事前毋須負上任何政治或人身風險，這些我覺得他們已經考慮過，周詳不周詳也是他們自己的問題，但是，你若認為「借她的名字來一用，可以團結中國人的情緒，嚴肅中國人的紀律，一致對外...」「...可以為國家帶來更大的利益，所以是好事」，那我只可以用「抨擊」來形容我這次評論。

1. 先圍攻自家人，然後團結自家人。這樣可以為自己的子孫帶來什麼榜樣！

2. 先內攻（不是安內！），後攘外。這是重蹈「籠裏鬥」的覆轍，再次把教訓拿來作武器！

3. 不是「現實政治的需要」的問題，而是應否「為中國下一代製造理性討論和學習空間」的問題！

你要中國如此下去，只懂找自家人犧牲以作團結力量的來源嗎？那跟文教材料中的法西斯有什麼分別！

團結一群不顧自家人死活、還要禍及妻兒的所謂網絡英雄，就能為中國好嗎？！我們可以向子孫們怎樣解釋！... 哦，當年威風的我糾集了一群暴徒，然後犧牲自家人，成全了我... 我的子孫可要學我們嗎？！

告訴自己子孫團結了暴徒好嗎？

短視！極度短視！

為什麼他們不犧牲自己來團結自家人，而要拿人家作祭品！血濃於水，根本不存在！

中國能走一條硬漢子該走的路可以嗎？！

我知道現今中國人還對所謂異見者有戒心，甚至認為是國家的敵人，這個我理解。但是，若說這就是「為中國帶來更大的利益」，這肯定是不折不扣的短視！中國更大的利益根本不只在於此刻，更在於將來！

我狠狠地懷疑，為何沒有人可以有足夠的智慧，想出一個除了通過圍攻自家人之外，還可以團結自家人的方法！！

嘿！
嘿嘿！

這種暴力型人民參與的所謂政治，必須摒除於國家政治政策之外！因為，所謂的利益，其實從透支了將來的得益而來的。

若中國人只懂把「政治」投放在「攻」與「守」的基礎上，那中國人的「政治」永遠只讓自家人看到鐮刀在殺戮，但看不到鐮刀在收割。

這種以犧牲自家人形式的民族主義，是以這個民族的子孫的將來作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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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量子的回應：

現實和務實對中國才最重要 – 兼回C.M

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 (6)

今次先談印度。

從多方面入手，例如總體人口、經濟起飛前的農業基礎、計劃經濟政策的背景等，拿印度的民主制度，來推演中國的民主化發展，個人認為有相當的可靠性（或可能性）。甚至印度在很多方面，例如民族（種族及部族）數量、超高人口密度等，其民主化的限制 (constraints) 理應比中國更複雜和更難處理。何以印度能有一個議會民主政府，但中國至今還沒有？雖然印度民主政府的建立，主因為其獨有的歷史背景，與中國不能比較，但從印度現今的情況，來推算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所存在的障礙，我認為還是可行的。

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對於印度的經驗（無論親身的經驗，還是Discovery Channel / Lonely Planet 上的介紹），主要感覺是「窮」和「烏糟」（接受防疫注射是往印度旅遊時的必要準備。）這兩種感覺就如很多人對於中國大陸的感覺很相像。但我也相信很多香港人對於印度的「窮和烏糟」與中國的「窮和烏糟」有著截然不同的感受，而不管這種感受源於什麼，我希望這些感受不會使我個人對於印度或中國的社會情況產生任何偏見。

個人唯一的遺憾，就是未曾親身踏足印度，實地了解印度的各種環境，然後作出比較像樣的政治及經濟研判。這裡對於印度的所謂了解，大多源於 Wiki，以及書籍上的資料。因此，如有不足或誤解的地方，敬請指正。

（看看量子說Mum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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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等所述，此刻中國大陸人民的 Geographical Mobility 與 Economic Mobility 都尚算寬鬆和自由。雖然有很多環境上的限制（例如戶籍制度、地域歧視、出身歧視、語言歧視等），但國內的平民百姓要在市場經濟中跑出，還是有相當機會的。

看看另一邊廂的印度，（雖然印度正推行市場經濟以及進行政治改革）觀其舊有的計劃經濟政策，其實是社會階級，即印度種姓制度（Caste System）的延續。種姓制度是根，計劃經濟是果。因為種姓制度限制人民選擇工作的權利。雖然種姓制度美其名為制度，但實際上已經成為習俗，一個牢不可破的習俗。

（我的意思是，無論印度進行何種的經濟改革，其發展道路會與大陸的很不一樣。而兩者的民主化的進程，雖然好像印度比較先進，但實際上其人權情況比大陸更為落後。）

回看印度社會。

印度的種姓制度，源於印度最多人信奉的宗教，即印度教 (Hinduism) 。簡單來說，印度教大致把人分為四等（甚至五等）。最高等的人能當萬人之上，最低等的人只能為高等人的奴隸。職業也因此被分為不同的等級，最低等的人（the untouchables）只能負責社會最厭惡性的工作。而最值得留意的是，種姓是世襲的，一生不能改變，後代也不能改變。（其他有關「種姓」的資料，請自行查看和了解。）

雖然印度「法律」上已經「廢除了」種姓制度，但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傳統」，還是左右了一國的將來。

又有資料顯示，最近印度最高法院決議保證更多「低等人」能接受高等教育，但仍有很多人，始終離那個民主「兼平等自由」的國度還很遙遠。（又一次證明給我個人，西方的人權議題，並非普及性，而是選擇性的。）

如何使印度真正擺脫貧窮？我個人的答案，其實已經非常明顯。

另一方面，從中文維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的資料顯示：種姓層級最高的婆羅門（Brahman）不及人口的4％，卻佔有七成的司法權及接近半數的國會席次。

這個讓印度高等人種能有更多機會站在「更高等政治階級」的情況，第一重意義就是：數十年的議會民主政府，並不能直接帶來所謂平等、自由。

而第二重意義就是小弟準備論述的中國民主化的先決條件最重要的考慮：Social Mobility。（看得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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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插播一下謬論。

我相信，階級鬥爭只會流於不斷的鬥爭，但不能打破階級。

尤其於東方社會，階級/Social Class 於人出生之後便會形成。新生兒誕生為一個新階級，父母又進化成一個階級，兄姊又成為一個階級，以後有又出現學生 ... 淋淋種種的階級一個接一個出現。這些角色被之所以稱為階級，因為角色成為一個集體，然後構成一個被社會所理解、認知和習俗化的層面。之所以東方社會尤有如此現象，當然涉及傳統文化的影響。這些影響或歸咎社會對於不均等權力的認受程度。（即所謂 power distance 權力間距）。東方社會，尤其印度（教）社會，下層的階級會對於上層的高等權力（甚至有壓迫性或剝削性的權力）視為理所當然。

如果這個情況繼續下去，我覺得，在我有生之年，印度，絕不能取得經濟強國的稱號，而民主制度更不是公平和自由的保證。

在一個像印度般，奴隸和人口販賣（其中包括子女的婚姻與未來）仍然非常普遍的社會（根據書本、網絡和道聽途說），我會幻想，倘若要「解放」下層，戰爭是否必然選擇？還是，既然他們覺得受壓迫是理所當然，外人是否應該袖手？試想象美國立國之初的解放黑奴運動，南北戰爭是否一個必然的歷史進程？是否一切流血戰爭都屬於不義？若你生為奴，在如此社會，該應有何作為？

之所以有所謂民主，大概原須視人人生來平等：生為「民」，並（為自己的將來）作「主」。個人化的民主，就是自己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利。

我這個謬論所表達的個人看法，就是民主制度，與自由平等沒有必然關係。而且，人在爭取所謂民主政制的過程中，少不免會與所謂「民主政制」所提倡的「和平交接」有所衝突，甚至出現以暴力及非和平的手法爭取所謂「和平的政制」。

而這種爭取之所以出現暴力、暴亂、動蕩，就是因為忽略了當地社會狀況（包括傳統、經濟、生活模式）而強行推出所謂理想政制而產生出來的結果。

這就是我所指「民主」要成功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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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理解，民智者，就是社會人士（而非一個中央政府）對於 Social Mobility 的「收放」的適應程度（和調配能力），而非有謂會否「盲從」或能否「自我判斷」。

若你信冥冥中有主宰，正如這片天地，每人都有親自面對「那個主宰」的「平等」，毋須中介。但倘若有人勒令其他人要通過中介才可以面對「那個主宰」，那就代表自己沒有權利親自為自己的將來作主... 那亦只反映 an existence of a mundane social class, not a real social class。在這片天地，倘若人竟然要通過 Social Mobility 才能取得面對「那個主宰」的機會的時候，那這片天地，只是屬於「其他人」的天地。民主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政治的平等，以及能達到更高政治階層的機會的平等（The opportunity to attain a higher political class）。自 Social Mobility 引申下去，就是 Political Mobility（由於個人所理解的 Political Mobility 已經屬於 Political System 的範疇，所以中國大陸的中央政治制度和發展，既然眾說紛紜，小弟應該不會再參一腳了。）。而這些 Mobility 機會，我會稱為 Mobility Potential。

本系列所指的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就是一個適當的 Social Mobility 的傳統及 Mobility Potential。（VC兄...）

而印度，雖然作為一個被西方承認的民主政體，但其固若金湯的深層階級歧視，完全窒礙了社會應有的 Social Mobility 來體現真正「人民作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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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再談國內 Social Mobility ，以及國內的「官本位」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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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暴亂，希望「調低」種姓級別： http://www.mpinews.com/htm/INews/20080530/ta51836c.htm （節錄：... 調低自己的種姓級別，以更容易獲得政府工作和大學教育機會 ... （因為） ... 處於最低層的部落和階層享受的優待較他們多...）

請原諒

見字者，請諒：

愚之愚
愚之冒犯
愚之不尊重
愚之一切過錯
愚者我也

敬請對號入座。

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 (5)

從 Mobility 寫《先決條件》系列，乃希望帶出從一個「管理者」的角度，想想若中國進行民主化，其中間需要「計劃」和「配合」的地方，並在發生危機或事故的時候，其處理方法可以有所依據。

不要誤會我經常「管理者前」「管理者後」，就代表我自抬身價自譽有種向下俯瞰縱觀全局的氣魄。「管理者角度」，只是一種角度，你可以取一個平民角度，也可以取一個專業內行的角度，甚至可以取一個受壓逼者的角度。

我想，作評論的人，永遠都有一種甚至多種角度去評論。

狠狠地贊同歌德的又係國家能力當中所講：

用之前講過，我好欣賞個位老師既說法﹕係大學要學既係一套自己明白相信既意識形態，一套分析事物既框架。所以，好多問題，我都可以將佢拉落去某幾個主題度。

當然，亦都可以張五常咁講，一個理論既解釋能力，係基於我地可唔可以將理論普遍化/一般化。用返落去「又關國家能力事」度，其實即係，我地可唔可以理用一個國家能力衣個框架黎到解釋／分析唔同問題。即係，衣個「理論/問題/例子/解釋一般化」既能力，係我覺得張五常最強勁既地方。

並不是說，Mobility 必定可以作出合理解釋或推斷，但我之所以以 Mobility 來評論中國民主化，簡單來說，就是因為自己親身在職場中的體驗。這種個人體驗的結論，相信很多為人上司者都曾經體會過：「權力下放給下屬的先決條件，一定不是下屬的單方面訴求，而是下屬的成熟程度，甚至是公司政治及制度環境的適合程度。」 而下屬如何才能成熟，除了視乎他自己的能力之外，更需要公司情況的配合，而其中一些情況，就是 Mobility。

雖然私營機構跟國家本質上完全不同，但並不代表私營機構的運作方式與國家行政有絕對性的區別。

可惜的是，要像歌德一類（不是故意抬舉）建立一個類似的框架或基礎來 justify 自己或 critize 對方在政治（或宗教）議題，譬如中國民主化進程，並不是人人喜歡。

有時看到像那種只管質問對方背景、根苗、立場而不作解釋和溝通的自辯，覺得很可笑。不過也正好反映，管理者對於「下屬的成熟程度」的憂慮，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所以呢，見冰冰一開口，我不禁暗自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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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冰有感，說政治太沉重。

我的想法大概與 laulong 一樣，不覺得沉重。而我之所以覺得不沉重，或許因為側重「了解」（而我會順道建立分析框架和處理方法），而非側重「立場」。

人說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我想，只不過是「立場主義」（老作名詞，管它）的自然反應。立場主義並非「不問對錯」，而是，對與錯，根本不能夠改變個人對於該立場的態度。

（我唯一說政治沉重的時候，是跟老闆、客戶、老父說的時候......）

至於，戶籍制度嘛，嗯，你不寫我是諒解的，不過，若有你來批評我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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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點了很多人名，是否中了 name-dropping 的陷阱？呵呵，懶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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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vs Political Development

有一塊烤於2008年3月13日的鴨片，當中有網友 CCT 對於經濟及國內民主化有其獨特的觀點。我會說：His points are valid !

尤其他以經濟情況及 GDP 對於其他國家進行民主改革的看法和跟中國對比的方法，都甚為出色。

他指出，每一個發展中國家必須要達到某一程度的經濟發展，其民主改革方能確認「成功」：

Economies who've risen out of poor, under-educated developing status in recent
decades include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and all of these were
*not* democratic until they had reached developed status, with a GDP/capita 4-5
times what China has today.

歷史性 GDP 資料來源自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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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管理者的角度，對於「制度」有一個頗深的感受：沒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適合的制度；沒有適合的時機，就不能成就一個最合適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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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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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4/20補按：根據Wiki所指，原來 Milton Friedman 認為自由經濟很有可能帶來Political Freedom！

2008/6/2 關於經濟與政治，來自 Elvis ： 從經濟看那個沈甸甸的初夏

不怕醜人不怕怕醜草

既然有人影木棉花，咁小弟就影怕醜草啦！

忙中有感

喜事過後，公私兩忙。回來後一次過翻翻其他 blogger 的新 post，飢渴想留言之餘，又苦於時間有限，唯有碎牙吞齒，暫做 CD-ROM。然後再從舊草稿堆中，清理自己早變了殘渣的想法。幸好，發覺自己在這幾天中，不斷打倒昨日（前日，大前日，及上星期）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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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的時候，或許有人都跟我一樣，玩過 Sid Meier 既 Pirates!。（大概是Pirates! Gold，它後期的版本我也沉迷過好陣子）。我最最最喜歡的，不只是那遊戲過程，還有那趣味無窮的 Game Manual。（可惜早已失傳... 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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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裡，跟 VC 說了一些感想。然後發現與我自己早前寫《地方政治 (1)》之後的感想相違背（尚沒有貼出）。兩者之差異，讓我覺得，我的思想，不是流暢的，也經常讓人家感到困惑，小弟在此感到抱歉（不過，慚愧欠奉）。

關於定義，抱歉，不學無術的我，並不喜歡用書本上的定義，或一些通俗易明的定義。（雖然到小弟寫披爬的時候，還會盡力旁徵博引）究其原因，估計看官沒有興趣，所以不贅了。

我想說，我仰望著那「渾然一體」，然則我的手正把事（亂）「混為一談」。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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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民主興，政府衰」乃民主政治學（有此學科乎？）的入門格言。

但如何民主興，很多人都說，要爭取。所以衍生出各式各樣的行動，改善社區生活。其中一種改善方式，就是通過參與社區「管治」。有管治，必有「反管治」。

無論由記者報道、親自上街（示威遊行）、投訴抗議、杯葛抵制。大概都是反管治的方法。

於我，反管治，如其他各種對抗政權（建制）的方式一樣，都是成王敗寇式、游擊式的爭取，並非你攻我守的兩陣對圓。於我，一切採用的反管治手段，都是政治。

若反管治，是公民參與、是民主的反映。那就是參與政治。

我經常聽說，凡政治都是污穢的。那民主是否就是污穢的？

滿腦陰謀論的會否認為，污穢的政治，其實只是政府想出來，不想人民參與政治（民主政治）的污穢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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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潤老師在此回應小弟留言，深感幸焉。他不同意「先決條件」之題/論，其實我也理解的。（而方老師的留言，我一定回覆。）

小弟所寫的「先決條件」，並非 Mobility （無論 Geographic, Economic 還是 Social Mobility）。Mobility 只是一個 joint，借此 joint 帶出「先決條件」不是邏輯上，必須先完成 A，才可以達到 B 的那種；而是，必須考慮 A，才能減低 B 所面對的風險，或增加成功的機會這一種。

就正如小弟現今的處境一樣，若要升職，先決條件是更努力（或換一個腦袋）。但更努力，並非必定能讓我升職。

又正如小弟準備放工回家，先決條件是解決手頭工作（或換一份工）。但若不先解決了手頭工作，我下星期便要面對我上司的責難。

... 仲要努力完成印度的 Social Mobility。（唔知冰冰幾時會講戶籍制度呢？點解好似無乜香港人提起既？）

真係凍過水呀

玩水水！

玩沙沙！
哎呀！有沙入眼！

港女出沒注意！

（東主有喜，休息數天）

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 (4)

「窮人的思維，就是往錢看。」

《窮人缺什麼》一書的作者古古這麼說。

他強調，因為窮人只注意自己的窮，所以眼裏只看到錢，因此失去了很多更值得注意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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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古古的筆觸，主要是以中國文化為背景，勾畫出貧窮小農的心態。

整體的感覺，使人覺得作者認為中國人之所以窮，除了受個人成長背景影響了性格外，也因為窮人的周遭環境而「引導」他們繼續窮下去。

書中充滿大量「富人與窮人的對立」的對白，或許會引起某些窮人對富人的不滿，但從行文和表達態度，似乎正符合其自稱的著書目的：「窮人不能放棄希望，窮人不能停止思考，窮人更要知道窮的原因，更要找到路在哪裏。」

他舉了一個特別的例子，就是只有窮人才會資助窮人。

他說，福利彩票等，其實是窮人資助窮人（或由基層資助基層）的最佳例子。富人很少購買彩票，也很少這麼經常去買。（小弟以認為賭馬例外，也或許因此，香港政府提供博彩的運作，需要把部分博彩收入轉為慈善用途。）

此言雖然可以多角度看，但亦有層面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

於我看，作者寫這書是以激將法，提醒「窮」人，不要再自我標簽為「窮」人，緊記自己的將來還只有自己可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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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剛開放之時，在很短暫的時間內釋放出大量剩餘人力，而在逐步吸收了這些剩餘人力之後，經濟結構和需求模式也逐漸衍生出一個世界工廠的框架，同時也漸漸固化了經濟力量（人力、資金等）的流通。

雖然在近年國內繼續適應經濟結構的轉變，例如工業化轉型或農業人力的回流，但從整體的發展歷程來看，這樣的 Economic Mobility 還是非常「鬆軟」，原因大抵是...

而這種「鬆軟」，從個人看來有兩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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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身利益，還要靠自己保護，但內地人大多還未太清楚自己需要保護什麼利益。

就珠三角民工荒的各種解讀中抽取其中一個來窺豹斑： 民工荒雖然反映了勞動密集工業的需求仍然龐大，同時（或）反映內地人對於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有所提高。

但是，若把焦點移到人員流動的多數原因（例如工廠工資低/工作環境欠佳、務農回報更佳、家鄉生活指數較低等），我認為，這種緊追隨著「經濟利益」的人口流動，只是保持在維護經濟利益的層面，而並未扎根於「維護」甚至「爭取」所謂「公民權利」的層次。Economic Mobility 或經濟機會雖然有助提高個人保護自身權益的需要，但我看並未能激發更深層次的維權意識。

我認為，是這種更深層的維權意識，而非怎樣的一個選舉制度，更加左右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很明顯，我寫這幾篇實乃寓意企業管理。）也應驗了古古，國內相當大部分人的思維，仍然停留在古古所謂的「窮人的思維」，眼裏只有錢。（如此類比，不少香港人如我也不遑多讓。）

若粗糙地以 Abraham Maslow 的 Hierarchy of Needs 解釋，內地還只是剛剛滿足了 physiological needs 的階段，正（準備）追求 Security Needs，更有大部分人未想到追求 Belongingness Needs。

若民主政制所反映的，是人民對於自己和社會的關心。我這裡的看法是，內地群體大多還未關注到周遭社會的層面。而尤其他們所接觸的社會，並沒帶來社會成就感（只有經濟成就感和民族主義），留下冷漠和自求多福的意識，使民主理念不容易在中國內地萌芽。

從另一個角度說，沒有歸屬，沒有社會「承擔」，根本無需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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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鬆軟」的另一重意義就是：

2. 內地之所以能夠「富」起來，因為平凡人可以變成上等人，變成經濟的先導者，再變成生活的主導者。

內地經濟之所以能夠起飛，除了因為改革開放，引入外資之外，還因為藉著逐步放棄作為國營單位的僱主角色，改讓民營單位聘請人員，使真正人才可以從一潭死水中獲得釋放，自由找尋機會，由供應需求自行調節人員技術。不過，這還未足夠。

除了國營單位釋放出人力之外，還因為地方喪失或放棄對於農民工就業的控制，造就農民進入更自由的就業和生活階層。解放之後，國內實行城鎮農村戶籍制度，遏制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的流動，最初的目的在於配合計劃經濟的政策，到後來則漸漸變成地方政府爭奪資源的角力場。

到改革開放，兩種戶籍居民雖然在各種社會福利，例如退休保障、學生就讀等方面仍有差距，但就業上面兩種戶籍居民的機會已經接近均等。雖然，以農村戶口而言，因為農民戶有其土地（使用權），嚴格來說，他們可以說沒有失業這回事，有的，只是失收和勞動人口過剩（引致邊際效益遞減）。不過隨著工商業發展和技術改良，「就業」對於農民戶來說，不只是土地的產出或汗水的付出，更是財富的追逐。

各地方政府已經逐漸默認農民工成為當地產生財富的來源之一，不像數年前所出現的明顯抗拒或歧視外來工的問題。由此更表示社會階層的流動（而非單是人口的流動）已經開始打破制度的轄制。與此同時，原本作為推行計劃經濟的主要輔助工具，即戶籍制度，雖然其性質仍像一種帶有流動約束性的歧視性制度，但以就業和晉升上流生活階層的機會來說，已經失去約束力。

這種經濟上能往上走的大門，不只賦予受困多年的中國人一個新鮮的「自由」的概念，更推動不同階層的流動 （Social Mobility/Class Mobility） - 由死水變活水。無論城市人、鄉村人，兩者的階級分別，都開始模糊，尤更重要的，是兩者達到相同社會階級的機會，都趨於平等。有了這樣的機會平等，方能繼續推動階級流動，造就其他方面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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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ka，你的提示讓我覺得，民主不是全天候藥方，代入一個 buccaneer 的角度，他們視才如命但絕不視死如歸，他們並不認為民主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利。他們視被推舉的船長為一種可以僅僅比較值得信賴，可讓自己的生死作短暫付託的「先鋒」。因為前路茫茫，無人能夠保證明日會否葬身血海。我看，由這樣的民主制度所選出來的首長，其所謂認受性，不過過眼雲煙。我的感覺是，如此民主反映的，是人心虛怯，驚弓之鳥。福兮禍所伏？我們昨天的民選首長，今天我們是否也一樣感到「還看明天」？

香妹，我最想寫的 Mobility，已經呼之欲出。

算點先依家...

VC，你問果幾條問題，我求其敷衍左你，你竟然一句「收到晒。」咁就算？！，你唔好讓我播，我唔鍾意人讓個播。

當我迴避一個人問題既時候，會有兩個情況，第一就係我只係「似乎迴避」你問題，但查實我係答錯問題；第二個情況就係我根本答唔倒你問題（好似今次咁）。

係，我認輸。我已經講到明我迴避緊你問題啦！

所以唔該，講下你個睇法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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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ka is likely giving me a hint.

論民主中國的先決條件 (3)

上回談到 Geographic Mobility。正如 Wiki 所指，Geographic Mobility 有其 "Congressional Representation" implications，因此尤其影響國內投票制度的產生（...好像不符中文文法，請諒）。不過小弟對此方面興趣不大，未曾嘗試作進一步了解。但會認為，戶籍制度的將來就會促進一個怎樣的投票制度。而事實上，國內有些單位或地方或什麼委員會（市政呀，村委呀，乜乜物物呀），其實已經進行投票制選舉其首長（委員長呀，村長呀...）。

故勿論這些選舉其辦法是否原始或有否所謂人為操控（嘿，哪個地方沒有！），個人相信有少部分被選出的人，乃真的屬於民意反映，也並未受到打壓。不過，這些只種情況是限於比較偏遠、目標利益比較一致及受地域流動影響比較少的地方而已。

但我想問，為何沒有多少人留意到呢？有關報道你見過嗎？

是否外國傳媒選擇性地認為這是受中央操控的選舉，所以不報道？還是中央封鎖有關報道呢？我不知。

但不管如何，就算這些地方的政績成效非凡，我相信中央也絕不會大肆宣傳。若你同意，原因大概也跟我一樣：怕其他地方作亂。

國內有此「格言」： 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

一賦予自由，就會變得 vigorous 變得太過 hyper-active，亂也。

大概原因是，中國人及其民族，尤其漢族，是一批飢餓了很久或長期處於飢餓狀態的民族。

餓，可抵，但有食，必搶，無所不用其極。現在的餓，還不只是滿口腹，還要滿情慾。

這種觀察，從一腦子跑進珠三角打工可見，從一窩蜂學洋藝者可見，從國內到港自由行者可見。在毫無約束的情況下，摸進一個流乳和蜜之地，就會像以色列人一樣，忘卻過往的艱苦和教訓，直至嘗到教訓，才生怨，才會懂得學習，直至 Mobility 變得穩定，此方乃「民智初開」之時。

但是，我認為人口流動，最重要的影響，在於經濟。倘若珠三角只允許以當地條件、福利聘請當地人，那香港絕不可能成功轉型，春運也絕不可能發生。

亦可以理解為，因為珠三角的發展，所以才引致人口流動。不論如何，當年國內人口不斷流動，直至珠三角發展的出現（現有多了很多其他地區），加劇了人口的地域流動，從而繼續不斷帶動經濟流動。

Economic Mobility，即一個人或群體如何改善自己經濟處境的能力，形成了其中一種讓中國民主化能得以實現的催化劑。

唯有自由可以選擇工作、可以選擇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人才可以「衣食足而知榮辱」，然後才有自己的財產要保護，才有自己的權益去爭取。

不過，縱使我經常認為，中央會順著「經濟發展模式」而發展出民主政制，但這種經濟模式，還有一些經濟性障礙需要解決，或當這些障礙移除之後，才可以真正談論選舉制度。

一放就亂，尚未完全過時。

（攰，再續。）

（但我想說的最大障礙，還未胡扯到）